摘要：随着我国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建立和应用,失信主体的权益保障和救济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在顶层立法颁行尚需时日的情况下,通过对信用修复制度历史演变的列举式梳理,揭示出信用修复制度当前的发展现状:信用修复救济路径多样、程序设定完整性不足、权益保障不足等。对多地法院颁布的司法文件及裁判统计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可以看到司法作为保障失信主体信用信息修复权的最后一道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司法救济的视角对个人信用修复制度进行法理维度、价值维度和实践维度的定位,并从前提、目标、条件与程序设计了个人信用修复制度的具体机制。

摘要：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

摘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五条对所涉补偿协议纠纷,采取何种诉讼予以救济不置可否,极易导致法院受理案件与民众维护权益时无所适从,因而,应辨明征收补偿协议的性质。从基本法理分析得知,征收补偿协议契合行政契约的内在逻辑,并且,当前"民事契约论"的形成多囿于补偿协议的契约性而径直定性,抑或受制于现有制度框架造成的惯性思维。而把征收补偿协议定位为行政契约,既可以使征收补偿协议得到理性回归,推进行政契约理论在行政活动中获得本真拓展,又可以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基于反制和救济的功能定位,我国反外国制裁司法救济机制应当遵循中央事权原则、威慑原则、比例原则。反外国制裁的司法救济机制是涉外交事务的特别诉讼,有别于普通涉外民商事诉讼,应当建立特定的诉讼规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应当完善集中管辖、审查层报、期间和送达、飞跃上诉等特殊审理程序,注意协调处理外国法院判决、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并明确歧视性限制措施、制裁条款效力、损失赔偿责任等核心实体性问题的认定。

摘要：虽然社会保障权可诉逐渐成为共识,但从法院和受益人角度看还存在诸多需要直面和破解的困难。审判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政策选择、技术局限与政治冲突等对法院提出了挑战;社会保障受益人因为经济、信息等弱势地位,也使其获得司法救济和公正审判的几率降低。通过发挥司法智慧、设置专门裁决机构、落实法律援助措施等制度设计可以相当程度破解这些难题。

摘要：现行的环境侵权法围绕环境污染展开,生态破坏归属不明,对其进行规范和实证分析确有必要。生态破坏的司法救济以归责原则为中心,可落脚为对举证责任、因果关系和诉讼时效等要素的探究。数千份的环境裁判文书表明,生态破坏案件在时间、地点和数量上特点鲜明,缺乏专门的案由,审理的程序具有特殊性,在举证责任分配、因果关系判断等方面与环境污染案件存在共性亦具个性。应从案由的再设计、司法解释的再解释、裁判文书的多元公开、案例指导的优化推进等方面完善生态破坏的司法救济。

摘要：近年来,IP热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类侵权行为屡禁不止,给网络文学版权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巨大损害。由于网络文学版权的司法救济欠缺顶层设计、事后救济存在天然缺陷、著作权禁令适用率低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在打击侵权行为、保障版权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完善网络文学版权的司法救济机制,必须顺应互联网发展规律,通过制定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专门法律,充分发挥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的不同作用,构筑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的多元救济格局。

摘要：公司法上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制度来源于民法,其价值诉求是以较小的成本阻止较大的损害发生。停止侵害请求权制度对公司内部有缺陷的治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弥补作用。在制度设计上,股东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主体除了股东以外,基于我国公司治理中监事会权力虚置的现状,还应将监事列为行使主体;股东停止侵害请求权请求制止的范围只能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和章程禁止的行为,违反一般性的注意义务和需要具体裁量的忠实义务的行为不应纳入制止范围;股东停止侵害请求权请求制止的对象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救济措施是对没有停止实施相关行为的被申请人直接推定其行为具有过错,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摘要：我国现行法律对劳动者受到就业歧视的司法救济规定过于原则,需要从诉讼主体、案由、歧视原因、举证责任、抗辩事由、法律责任形式等方面进行具体设计。对于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时的就业歧视,可司法救济的原告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中求职但尚未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应建立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被告包括用人单位和职业中介机构,应建立小微企业豁免制度;案由可以是劳动争议纠纷或侵权纠纷,以选择侵权纠纷为优,应增设就业歧视纠纷为独立案由;歧视原因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残疾、健康、身份等;举证责任应突破"谁主张,谁举证",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抗辩事由应包括劳动保护措施、就业优惠措施、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就业限制、真实职业资格等;民事法律责任形式应包括经济损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惩罚性赔偿等。

摘要：我国当前对公务员人事行政权利的救济框架具有内部化和单一化特征,仅存在不完善的行政内部救济路径,外部司法救济路径被排除,这导致我国公务员人事行政权利救济处于有效性、规范性、正当性不足的状况。有鉴于此,应当秉持有限引入司法救济的基本思路,将行政体系功能的维持与个体权利的保障这对矛盾的平衡作为确定要在多大程度上引入司法救济的衡量标准。通过寻找不同平衡点,可以将公务员人事行政权利区分为三种类型——人身性权利、财产性权利和职业性权利。针对三种权利类型分别提供强法治、弱法治和最弱法治三种路径,设计具有不同前置程序、介入程度和司法审查标准的不同制度,最终建构一个符合我国国情、能够有效保障公务员人事行政权利的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