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现实风险(一)对公正价值的冲击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倘若人工智能技术的设计者预先将自己对于司法裁判中某一问题已有的"刻板观念"(stereotype),例如针对某一特殊群体如同性恋、性服务从业人员的歧视观念或针对某一类案件如家暴案件、性侵案件的特殊情绪,加入到特定人工智能程序而运用于司法裁判中,则可能在运用此种模式化程序大大加快案件审理进程的同时导致对实体公正的损害,甚至导致错误裁判。

摘要：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部分条文提供了区别于普通民事规范的特殊规范供给,重视裁判实践对商事规则完善的功能性调整。具言之,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根本差别凸显了区分职务代理权的法定与意定限制、对职务代理权范围予以法定类型化的必要性;越权代表规则亦应明确区分意定的议决事项与法定的决议事项,但相关负责人越权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仍存在多种方案的争议;长期性合同中可得利益的赔偿规则应符合商事合同的特性,回应司法裁判经验的需求;在违约责任方面,商事交易活动中违约金调整之特约排除条款不应一概被认定为无效,法院、仲裁机构对违约金酌减需要审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商事交易安排。总之,合同编总则司法解释的条款设计需要重视区分民商事合同的规则,尊重商事交易的应有逻辑,防免民法逻辑对商事交易裁判的不当侵入。

摘要：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认知加工系统,直觉与"理性—分析"系统共同处理各种信息。直觉机制以自动化方式发挥先行的加工作用,在信息不充分和判断不确定情形中,为理性分析提供基础。在司法过程中,直觉通过获取法条、形成初始结论为法律推理提供前提,逻辑自动化型直觉还可以省略认知过程、快捷获得结论。但直觉可能产生偏差,导致结论偏离实际,所以要通过诉讼程序、司法管理等制度设计对直觉进行深度监控。理想的司法认知至少需直觉、检测与证立三道工序,对应发现结论、防范直觉偏差、修正不合理理由三个认知功能,完成为案件提供答案、保证客观性、展现正当性三重司法任务。

摘要：当前,人工智能主要应用于信息的收集与转换、裁判决策辅助和审判监督管理三类司法场景之中。司法人工智能具有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审判质量、规范办案流程之功效。司法人工智能的技术效应存在限度,对内,存有法律内在实质正义实现的隐忧;对外,存在质高量足数据收集的壁垒。究其原因,从法理维度来看,司法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矛盾难获弥合;从实践维度来看,司法工作人员主体性的导向与智能技术的应用难寻平衡;从技术维度来看,机器的算法黑箱障碍难以攻克。基于此,有必要设计优化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在基本立场层面,尊重司法价值功效,司法逻辑主导算法逻辑;在路径选择层面,智能辅助人类,强调司法工作人员的主体地位;在技术保障层面,以算法和数据为着力点,改良司法人工智能整体生态。

摘要：规范意义应当是在立法者、规范文本和规范接受者的理想沟通语境中获得的。但由于威权主义法治观的局限性,行之有效的理论应是恢复、提升法官和社会公众在规范意义建构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从制度设计而言,法官不该是立法者而应当是法律解释者和富于创造性的造法者。而从事实阐释角度来看,法官不仅要是事实构成的有力建构者,更应该是生活事实的深刻理解者。社会公众是当然的(法律)规范接受者和意义建构者。

摘要：《广告法》38条中的"消费者"概念能否容纳"工商业客户"等非生活消费主体,司法实务中评价不一。借助法解释学理论可以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者"概念文义范围大致等同于"顾客"或"交易相对方"。外部体系解释的方法在《广告法》自身体系化程度不足的情形下难有用武之地,仅仅基于立法材料而对立法原意的推测难以负担一个确定的结论。现行法规定不明并不意味着法院裁量的随意化,强化解释适用中的说理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必要支撑。

摘要：表达自由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权利,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以私权及其限制制度得以实现的。表达自由原则后延伸至商业言论领域,由此形成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类型之分,并产生保护与规制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主要有新闻报道、戏仿创作、安全软件警示、商标戏仿、广告宣传等情形,其受保护的条件及程度各有不同。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对商业言论在内的表达自由案件,应注重宪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系统规范适用,同时考虑建构"公共利益"检验标准、"法益位阶"选择规则、"利益平衡原则"作业方案等裁判规则。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需要查明的问题很多已经超越了法律的范畴,与其他技术类学科紧密相连。为了应对这一现状,弥补司法裁判者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各地法院纷纷探索、运行技术调查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制度设计。

摘要：将案件事实与制度事实进行匹配是实现公正裁判的重要前提。案件事实的形成是各种证据综合证成的结果。基于人工智能的形式性、程序性特点,司法人工智能可以解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并使得法律逻辑与人工智能的优势得以充分彰显。通过人工智能认定案件事实,需要将案件证据数据化、自然语言可计算化,并不断整合碎片化的证据数据,同时设计算法承认规则、算法排除规则和算法改进规则,制定以推理为主要形式的逻辑程序。当前,在对案件事实的智能认定方面还存在自由心证、因果联系等问题的困扰,这需要通过技术的不断提升来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

摘要：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顶层设计,在基本法层面,并没有明确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但各地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和审判实践却推衍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效力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的处理规则。这种隐性制度安排,实际造成宅基地使用权"产权"制度不明晰,使宅基地使用权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流转。因此,有必要理清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标准和尺度,回归兼顾效率和保障的价值理念,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效力的判定,应当主要考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是否违反了宅基地规划或用途管制。国家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治理,可以从仅管地、不管人的角度切入,对符合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的流转,法律承认其转让的效力,反之,则应当认定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