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双重公共物品属性,污染物来源具有多样性,治理过程复杂,参与治理主体多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仍面临一系列挑战。需要探索构建技术与经济耦合、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各类主体之间合作共治的农业面源污染多元共管共治体系,需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特点、污染物性质以及不同治理环节设计全要素、全环节的政府支持政策,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完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机制。

摘要：伴随着城市化、区域一体化和地方公共事务的扩张,大量涌现的跨界公共事务亟待有效治理。整体性回应的诉求与碎片化行政的阻滞在跨界公共事务治理中形成了一对现实的张力。治理跨界公共事务要求超越碎片化行政的阻滞,进行整体性回应,实现区域公共事务合作共治这一制度性集体行动目标。整体性治理不仅为超越碎片化行政指出了可行方向,而且为区域合作共治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现实的路径选择,对突破跨界集体行动困境、提高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整体性治理的有效推进是一项系统的工作,需要从治理目标设计、治理主体塑造、治理机制构建和治理文化培育等多个层面协同进行。

摘要：当前的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背景下,社会治理生态具有"复杂性",需要从思维范式、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方面创新社会治理。本文基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视角,分别从宏观制度设计及转型途径、多主体行为及其相互影响的微观层次、基层社区管理中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组织与模式三个方面,分析了各自层面关注的问题及可能的研究途径,以期探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治理框架与结构体系。在大数据技术基础上加深对多元主体行为的认识是建立新型社会治理组织与模式的基础;在宏观层面,建立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和壮大的正反馈机制,是驱动社会治理走向新模式的关键;而在基层社区层次,则需要建立维持新型社区治理模式稳定和适应性运行的负反馈机制,关注多元主体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互动模式,特别是基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综合集成方法的互动、协调与决策机制。

摘要：环保约谈制度是国家用以矫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失效的一种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破解环境治理难题,提高环境治理绩效,那么其何以有效?这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议题。基于运动式治理理论,从政府、企业及社会三方主体复杂行为逻辑出发,提出理解环保约谈何以有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以2014—2016年29个环保约谈案例为研究对象,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析政治压力、政府响应、规制压力、企业响应、舆论压力及公众参与六个具体条件变量相互依赖对环保约谈效果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均不是环保约谈有效的必要条件,进一步组态分析发现,环保约谈效力释放的路径共有五种,具有“殊途同归”作用,具体概括为三种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内外制约模式及合作共治模式。结果表明,舆论压力下企业积极响应是环保约谈效力释放的关键;“内约束,外监督”是环保约谈效力释放的重要原因;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是环保约谈有效的重要方式。本文研究深化了中国本土化运动式治理理论,为理解环保约谈提供新的视角。研究结论为优化环保约谈制度设计与推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提供支持性证据,为中国环境治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既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关键步骤。通过何种治理方式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的绩效,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议题。基于个案分析法对桂南B镇考察发现:由于地方财政供给不足、各职能部门分利秩序与环保组.织参与度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PPP模式下的农村环境治理陷入环境政策执行地方化、竞争机制虚拟化、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化与基层群众环保参与冷漠化等困境。因此,亟需通过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与政策的底层实践,引入竞争机制与以效付费制度,培育社会组织与提升治理技术,提升环保意识与发动群众参与等措施来破解单中心秩序的“内卷化”困境,使农村环境治理走向多元主体有效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

摘要：垃圾分类是解决垃圾终端混合处理、破解垃圾围城困境的有效方式,加强垃圾分类管理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一个关键环节。针对合肥市四城区的垃圾分类系统,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其具体模式操作进行详细阐述,通过几种模式间的相互比较,分析其各自的优势与弊端,并根据合肥市试点情况提出改善措施,找出符合合肥市情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新模式。

摘要：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有效”,不仅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制度设计要求,也是回应城乡社会各种诉求的政策实施目标。基于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70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呈现出从宏观的理论建构到微观的个案分析、从内涵解释到多维度拓展、从抽象化主题论述到具体化逻辑演进的总体向度。虽然从城市到农村,再到城乡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日渐完善,但也存在一定的限度:过于关注政府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对基层民众的主体责任意识的培育,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取向主要从治理理念、治理过程、治理规则与治理方法四个维度进行“全过程”变革,以期推动基层社会走向“政社合作共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