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主要的碳排放国之一,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措施之一,建立碳交易机制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弥补行政命令式政策的局限性,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目标。为评估中国碳交易机制对碳交易试点省市碳绩效的政策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文章选取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采用SE-SBM模型测度各省市碳绩效水平;然后,以碳交易试点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实验组和控制组,评估碳交易机制对试点省市碳绩效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行有效性检验;最后,运用递归模型探究碳交易机制对碳绩效水平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平均碳绩效值在0.5左右,区域差异性显著;部分省市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另一部分省市则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②碳交易机制有效提升了试点省市的碳绩效水平。由于试点省市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碳交易机制对碳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碳绩效水平提升幅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天津、湖北和重庆。③能源结构、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是碳交易机制推动碳绩效水平提升的三条主要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全国碳交易机制建设步伐,实现碳交易市场全覆盖;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因地制宜设计碳交易机制;鼓励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摘要：国内关于自然灾害长期间接影响的研究较少,理清自然灾害的长期间接损失及其成因具有重要现实价值与深刻政策含义。基于1994—2016年四川省181个县的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分别研究汶川地震对10个极重灾区经济产生的长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对灾区经济造成的长期间接影响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复兴”型灾区,包括茂县和彭州市,表现为2016年人均GDP恢复到了其反事实水平;第二种是“复旧型”灾区,包括汶川县、北川县等8个极重灾区,表现为2016年人均GDP未恢复到其反事实水平。2008—2011年,所有极重灾区经济恢复情况都比较好,2011年之后,“复兴”型灾区继续保持较好的经济恢复效果,但“复旧”型灾区经济恢复效果开始走下坡路,并可能形成“贫困陷阱”。在此基础上,结合罗默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分析汶川地震对经济长期间接影响异质性的原因,发现灾区经济恢复效果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2008—2011年经济恢复情况较好的原因是国家和当地政府进行灾后重建所拉动,2011年后“复旧”型灾区经济恢复变差的原因之一是灾区在重建过程中负债沉重,导致后期投资不足,且拥有较好的就业率和人力资本的灾区经济恢复会更好。由此,政府在制定灾后救援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减少初期灾害损失,还应考虑减少长期经济损失;灾区政府应当合理安排援建资金,将援建转变成一种机遇,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实现企业战略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从而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

摘要：近年来,旅游业正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自然灾害型重大危机事件以其突发性和不可控性往往给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造成剧烈的冲击,评估此类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对旅游业的布局与发展,特别是对灾后区域旅游业的复苏与旅游形象重建有重要指导作用。文章以四川汶川地震为例,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反事实框架,量化评估了四川省入境旅游业因地震的损失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汶川地震使四川省入境旅游业遭受了严重损失,2008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比预计值减少424.55百万美元,预期下降幅度达到73.4%;地震对入境旅游业的影响持续到2010年,直至2011年才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地震对旅游业的影响剧烈且不是暂时性的,在旅游业的布局与发展、灾区旅游业重建规划设计及实践中应对此予以充分重视。

摘要：如何保障经济增长和气候治理目标同时实现,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迫切难题,亟需进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碳排放造成的负外部性进行显性定价,激励排放主体将碳减排纳入到生产与消费决策中。中国正在筹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作为气候变化政策中碳定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策试点,“五省两市”的碳交易市场已经运行多年,碳减排效应也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五省两市”试点地区和其他非试点地区1997—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SCM)实证分析了中国碳交易试点市场对试点地区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起到了较为显著的碳减排效果,尤其是湖北、广东和重庆;排序检验和基于SCM的双重差分估计也都表明政策评估结果非常稳健。基于此,中国应积极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碳排放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摘要：跨境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贸易新业态,是否有助于缓解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循环面临的挑战值得关注。文章以2012年和2013年实施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作为准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了反事实分析,以此来识别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因果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揭示了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出口开放度,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试点城市贸易成本这一渠道产生的。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摘要：利用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和测度了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中由政策转变演进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在京津冀区域发展政策干预初期,区域人均GDP增长速度损耗平均达15%—16%,最高达21.06%;随后政策调整,转为强化区域内部协同规划,区域人均GDP增速平均提高3%—4%,最高达8.6%,大大修正了前期政策中的负面效应。可见,早期政策干预没能释放京津冀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而后面针对区域内部的规划整合与合理疏解,对优化区域整体发展有了积极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应把握区域发展阶段特征与变化趋势,相机优化政策设计,使政策调整更加符合区域发展的规律,使得区域内部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相互协同。

摘要：中国在2021年建立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这是“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点政策。为了确保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有效性,本文系统性回顾七个碳交易试点的机制设计、市场交易情况和实际运行状况,并使用合成控制法对试点和重点行业的减排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不同试点的减排绩效差别较大,湖北、深圳、广东等交易活跃度较高的试点,取得较好的减排效果;不同行业减排绩效差异较大,钢铁、非金属等行业实现了一定减排,但电力行业减排不显著。本研究对于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机制设计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探索解决区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问题的重大战略。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选取2000-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三地交通一体化、环境协同和产业协同政策效应,研究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助于促进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在交通一体化方面收效显著;三地环境协同收效显著,环境协同水平不断提升;协同发展中期,京津冀三地在产业协同方面稍显不足,协同发展战略在短期内并未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产生明显效果。

摘要：作为一种自愿性个人碳交易机制,碳普惠旨在通过“谁减排谁受益”的激励模式促进个体主动践行低碳行为,是碳排放交易机制向个体层面的延伸和拓展,评估这一政策的碳排放绩效对于挖掘社会个体减排潜力、丰富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2015年广东省实施碳普惠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05—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评估了碳普惠在提升地区碳排放绩效方面取得的实际效果,并进一步探究了政策效应发生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碳普惠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地区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下降,2015—2021年,政策干预使得广东省碳排放总量平均降低4 094万t,人均碳排放量降低0.294 t,碳排放强度降低0.312 t/万元,且该结论在进行安慰剂检验、排序检验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中介机制检验表明,碳普惠政策能通过促进公众绿色出行和降低用电量降低地区碳排放,但不能降低能源消耗。该研究揭示了兼具激励性和自愿性的个人碳交易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未来需要重视社会个体在消费端的减排潜力,逐渐将个人碳交易机制纳入到碳减排治理中,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应用和发展碳普惠;(2)在碳普惠的设计中,要完善低碳出行场景和低碳生活场景中的激励机制,提高公众参与减排的便利性;(3)注重碳普惠政策设计的应用性、激励性和持续性,开发科学的碳普惠量化核证方法学,构建涵盖社会公众和工业企业的全方位碳交易体系。

摘要：本文利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浙江、福建、四川三个试点地区实施的不同递增阶梯定价方案的政策效果,研究了定价结构陡峭程度与政策效果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2012年全国正式实施的定价方案的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试点地区定价方案的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四川、浙江、福建;四川居民的用电量在试点时期一直低于参照组,浙江居民的用电量在实施后的前两年较参照组有所下降,之后又恢复正常,而福建居民用电量几乎没有变化;三地不同的政策效果与各自定价结构的陡峭程度紧密相关,整体上陡峭程度越高,居民用电量减少幅度越大;要使定价方案有持续效果,各档名义价格单位累进率的数量级不应小于-3;消费者对名义价格单位累进率有反应,且陡峭程度较高的高档位对居民用电消费的影响反而小于陡峭程度低的档位;2012年各地定价方案整体较为平缓,没有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