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认知与行为,并呼吁探讨影响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外在制度干预。然而,鲜有研究区分不同的政策工具对微观个体带来的形塑效应。因此,研究以北京市治理“违章过马路”为例,基于理论文献与治理实践,识别出信息沟通型政策工具“劝诫”和禁止与指令型政策工具“曝光”两类政策工具;在验证公众合规意愿的认知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公众交通合规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两类政策工具均能对公众的合规意愿发挥影响,信息沟通型工具对公众合规意愿的提升效果更为强烈且稳健。这意味着在交通治理领域,对公众事前进行宣传沟通和说明,比事后曝光更能抑制负面情绪的生成,进而降低公众合规的心理成本,促进深层次公众合规意愿的形成。研究通过对比两类政策工具的交通合规意愿形塑效果,从理论上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作为外在的制度刺激对微观个体认知的影响机理及其背后的情绪机制,为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视角下理解微观个体认知的外在制度刺激与触发机制提供了实证证据;从实践上揭示了信息沟通型工具相较于禁止与指令型工具有更强的公众合规意愿提升效果,为决策者通过政策设计实现精细化的公共管理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