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片复兴”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开创性的事件。在孙瑜的《故都春梦》与“良心主义”电影的比照中,我们可以洞见“国片复兴”运动和“良心主义”电影之间的紧密承续关系,也即,所谓“复兴”,事实上是对20世纪20年代“良心”传统的复兴。无论是对郑正秋,还是对罗明佑来说,启蒙主义一直是他们创作的重要内涵,而其作品也大多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来构建叙事,传达社会教育和民众启蒙的理念,《故都春梦》所采取的“城乡构形”也是如此。借助城市(现代)与乡村(传统)之间的矛盾,来表示某种启蒙话语,在郑正秋的电影序列中能找到先例。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条件的转变,导致不同时代的作品在城乡构形层面呈现出明显差异。《故都春梦》显示出城乡构形的激烈对抗性,集中表达了以罗明佑为首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及其启蒙主义理想的内在分裂,同时也印证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化从“个体”走向“集体”的历史进程。

摘要：本世纪初，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曾在我国的文论界产生强烈反响，一时间“文学死了”、“文学被边缘化”的议论不绝于耳，更有近期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尽管这些说法争议广泛，但却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当下的文学的确出了问题。人们对今天的文学艺术普遍冷淡，文学失去了它的读者与观众，变得门庭冷落、落落寡合。这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摘要：中国话剧的核心精神和文化特征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精神”。“启蒙”的要义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往往以“主流”面目出现的“战斗性”。百年来,优秀中国话剧的精神力量无不来自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以及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戏剧的启蒙理性与现代意识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变化,“启蒙”至今仍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

摘要：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的一系列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不断演变的先锋性文学思潮。它孕生于六七十年代，并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它在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先锋文学思潮运变的基本逻辑是“唯新论”，基本特征是摹仿性与本土化、原则性与策略性、异端性与正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启蒙性与现代性等的对立统一。“唯新论”逻辑和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历程决定了先锋文学思潮的蜕变性，并导致了社会启蒙与个人话语，反抗中心与自我流放，不断变革与自我解构等一系列悖论，加之先锋本身的时效性与伪劣因素。

摘要：《红楼梦》所反映的真、善、美,揭蔽见本,去假归真,它以其深刻的思想意蕴,诉诸典型环境中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最伟大的人文关怀。林黛玉身上所高扬的本真之美,是组成作品内在精神的重要部分,成就作品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林黛玉的诗至真至善至美,她的思想、性格、精神通过一系列诗词传达出来,黛玉诗词是其人格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的集中体现。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摘要：中国近现代是个内忧不断外患频仍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其间各类思潮回环往复、错综复杂.但仍象许多民族在冲破中世纪黑暗的历史进程中都产生过启蒙主义文学一样,从戊戌到五四时期中国也经历了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发生发展以至于成熟的历史.但由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也由于此时的中国低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水平,它既不具备西方启蒙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也无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人文主义思想和艺术积累,却面临更其艰难的反帝反封建双重任务.这一切都使中国启蒙主义文学呈现出自己的民族独特性和纷繁复杂的面貌.

摘要：启蒙主义是影响西方国家及部分非西方国家近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思想观念。西方启蒙主义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崇尚科学理性精神、明确政府权力边界、尊重人的主体地位、保障公民自由参政,以及由政府提供国民教育。其局限性是,在资本主义的启蒙目标与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之间存在差距,在工具理性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理性的民主诉求之间存在偏离,特别是作为愿景的价值追求与付诸行为的价值实践之间存在背反。有甄别地借鉴启蒙主义在国家治理中的组织动员、目标引领、价值唤起和反思优化等合理成分,将有助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

摘要：数码启蒙主义继承了传统启蒙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社会使命感,同时又正视传统启蒙主义在20世纪中叶以来所面临的挑战,致力于捕获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不断深入所创造的新机遇,将数字化生存条件下公众价值定向、艺术教育理念和异类涵化原则统一起来。它肯定上述信息革命是人类智慧和进步的新契机,特别关注网络时代东方对西方、少者对老者、乡村对城市的思想影响;肯定数码技术在当前艺术教育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将启蒙理解为每个社会成员不断接受教育、更新自我的过程;肯定数码艺术是激浊扬清的重要手段,努力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学科艺术人才;肯定异类涵化的重要性,让人类有可能在将来适应数码生物崛起所带来的变化;主张未雨绸缪、尽早探讨如何对数码生物进行人为启蒙的问题,并致力于开创与建设人与数码生物互惠共生的新态势。

摘要：鲁迅的“启蒙主义”随着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历史变化而区分为两个时期:“自在的启蒙主义”阶段与“自为的启蒙主义”阶段。鲁迅直到1930年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时,才透过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视角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角真正确立“启蒙”的概念,而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才为自己的小说写作真正提出“启蒙主义”的主题。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把自己分作了两个:一个回忆与追忆着的普列汉诺夫,与一个被回忆与追忆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个回忆与追忆着的无产者,与一个被回忆与追忆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