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汝纶探求历代古文家重视的文道观念,发挥古文的“经世”之用,提出“道因文存”和“以文求道”两个观点。一方面强调古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在传载和表现某一思想观念方面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发掘古文对于社会现实的作用,尤其是其在新学传播、教育改革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此为基础,他综合了桐城派经典的古文理论和独特的文章特色,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规范古文,使得桐城古文在晚清新事物不断涌现的社会环境下能够适应晚清近代的文体革新,推动了桐城古文的现代转型。

摘要：康乾盛世,方、刘、姚三家,以古文称誉百年。以至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的羡叹。桐城派古文由此而成为"清代古文中坚"(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然而,传承二百年的桐城薪火至晚清日渐式微,最终竞带着"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熠于五四大潮。

摘要：1902年,桐城派后期大师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期间,与日本各阶层的汉诗人广为交流,这对双方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方面激发了对方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深化了自己作品的意境。他将对明治维新、中日关系的评判与对清朝统治者的愤懑融入诗歌,或直抒胸臆,义正辞严,或托物言志,含蓄隐晦,使其诗歌感情沉郁深厚,艺术风貌绚丽多姿,开辟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境界。在《答客论诗》的笔谈中,吴氏贬斥日本流行的性灵派诗风,主张学习黄庭坚诗歌以矫正其轻俗之弊,这可从吴氏诗学渊源与日本民族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

摘要：作为晚清桐城派的最后一位文学传人,吴汝纶处于民族危亡、新旧交替的多变之秋,西学入侵、新文化破旧立新局势来势汹汹,中西及新旧文化的交流碰撞无一不打击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面对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吴汝纶始终竭力坚守桐城文化,提倡桐城派文向气清、体洁、雅正为之义法的复归,并对义理、考据、辞章有意识地批判,离异了原先义理、考据、辞章相辅相成的文法,突出行文以辞章为主,强调古文的艺术性;面对西学,吴汝纶主张输入西学,以此达到古文载西学、重建桐城文化的文学理想。

摘要：张裕钊知道《重修南宫县学记》对自己的重要性;吴汝纶懂得《重修南宫县学记》对冀州的重要性。“……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去河北南宫前,重读张裕钊的《重修南宫县学记》,依然感慨。这篇文章是张裕钊应南宫县令李传棣之请所写,后以魏体楷书书之,成为清末文墨兼优的艺术作品,文章不胫而走,书法被后人深入临摹,及至被誉为“南宫体”,被公认为碑学书法的经典之作。

摘要：保定古城区西南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淮军昭忠祠暨公所,于晚清光绪十四年(1888)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淮系总首领李鸿章首倡修建。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特色是昭忠祠部分为徽派建筑,公所部分为北方建筑,二者有机结合。昭忠祠暨公所全部楹联均出自晚清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手笔。仔细观赏这一淮军历史遗迹,会使我们更深地了解中国古代优秀建筑艺术及文化内涵。

摘要：桐城古文派从兴起到衰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发展,跨越了古代、近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者在勾画出它完整历史轨迹的同时,也考察了它进入近代大变革时代以后的兴衰变化。这里介绍的,就是关于近代桐城派的研究情况。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桐城派就被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斥为“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一起被打倒。在一场大的运动的高潮中,对某些旧事物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往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对该事物进行较为客观、公允评价的事是常有的。但在这样的时候,也总是还会有人能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却能够较早地提出对桐城派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摘要：各位先生、各位朋友:我很高兴能参加《李鸿章全集》编委会。这次《李鸿章全集的重新编纂,是在顾老的倡议发起下开展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安徽社科院的同志,经过大半年的精心设计,精心组织,联络了北京、上海等好几个省市的同志一齐参加这项工作,尤其是安徽教育出版社能够一下筹集200万元巨资出这部书,表明了安徽的同志有魄力、有远见。当然,首先是顾老的倡议非常好。我本人也乐于从命.愿意在顾老的领导下,团结编委会的全体同志,做好《全集》的编纂工作。

摘要：论杜甫和李贺吴企明人们谈论李贺诗歌的艺术渊源时，总爱标举杜牧的＂盖骚之苗裔也＂（《李贺集叙》）。长吉诗＂依约楚辞＂，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李贺诗风，近乎太白，前人早就注意到，唐齐己《谢荆幕孙郎中见示乐府歌集二十八字》：＂长吉才狂太白颠，二公文阵势横前。...

摘要：吴芝瑛（1867-1933），字紫英，号万柳夫人，出身安徽桐城望族。其父吴康之，号鞠隐，曾官山东郓城、信阳县知县。其伯父为清末桐城派古文学家吴汝纶。吴芝瑛19岁远嫁无锡廉泉。廉泉，字惠卿，号南湖，江苏无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