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哲学学科内部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事哲学创新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基本的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等。依托哲学史提供的哲学智慧,结合现实给哲学提出的理论问题从事哲学创新,是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一些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者看轻哲学史的价值,进而看轻哲学史的课程与教学在哲学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类型是多元的,哲学创新的途径也是多元的,而"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方法之一。

摘要：自80年代以来,李清崑与王秀芳合作,对普列汉诺夫思想中贡献最大、影响最为久远然而却长期未能得到公正评介的三个方面——唯物史观、美学、哲学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先后出版了《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与王秀芳合著,1984年出版)、《美学、艺术、社会——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王秀芳著,1987年出版)二书,现在《唯物史观与哲学史》的出版,使这三部曲终于全部面世了。通读全书,其成功之处有以下几点。一、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史研究成果。以往我国学者对普列汉诺夫学说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唯物史观和美学思想,而对普氏在哲学史方面的成果却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空白。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课题本身的繁难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知难而进,试图以本书填补这一空白。

摘要：【教学目标】根据对19世纪中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分析，感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认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历史分析，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摘要：翻开日本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论著,可以看到里面有许多哲学研究的专用名词,譬如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本体论、伦理说等,它们与中文的含义相同。这些词汇除了个别的如“本体”之类是中国固有的之外,大多是引进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并加以“和制”而成的“汉语”。与中文的含义不一样的也有很多,譬如“疏外”,中文叫“异化”;“人间论”(最开始称“性论”,见1914年宇野哲人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讲话》),中文叫“人性论”;“

摘要：本文从哲学和哲学史两个视角论述钱耕森教授“大道和生”思想。钱教授认为,“生命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和本质。史伯提出的“和生”说为“生命哲学”,不仅早于老子的“道生”说和孔子的“天生”说,还早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利士的“水生”说哲学思想,因此史伯是中国哲学甚至是世界哲学的第一人。钱教授“大道和生”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史伯的“和生”思想的深入发掘整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生命哲学”的传承和发展。本文作者阐述并高度评价了“大道和生”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史价值,还结合自己有关生命哲学思想做了一点补充,以冀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当否?请专家和读者多予指正。

摘要：本书由李清昆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它是《普列汉诺夫与唯物史观》和《美学·艺术·社会——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研究》的姐妹篇(前者由李清昆和王秀芳合著,后者由王秀芳著,分别于1984、1987由河北出版社出版)。这三本论著对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著述最多、贡献最大、影响久远的三个方面——唯物史观、美学。

摘要：《美学》中所论述的荷兰绘画,内嵌于三大艺术类型、三段绘画发展史、浪漫型的三样艺术门类之间,形成了三层逻辑关系,黑格尔式形而上学艺术史叙事范式在这相互交叠的三层次关系中得以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贡布里希对黑格尔展开了彻底批判,这既是针对其艺术史范式的“学科内”批判,也是站在波普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对黑格尔一元论真理观的“学科外”批判,这也是贡布里希批判话语所立基的哲学史语境。但70年代以后,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反批判及其形而上学总结,作为贡布里希批判语境的反向观照,深化对黑格尔演绎方法的反思,从而反推回荷兰绘画在黑格尔艺术史叙事中的总体性阐释。

摘要：2001年始为博士生开设观念史与艺术史的课程,试图引进新的方法,拓展思路,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艺术与人类历史、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本课程通过详细分析“文艺复兴观念”[the Idea of the Renaissance]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意义演变史,说明一个源于艺术领域的思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代世界观念。正因为这个艺术观念的巨大影响力,西方的艺术史(从瓦萨里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就是以文艺复兴观念为轴心而发展出各种理论与方法的,而近来所谓的“新艺术史”也不过是解构由此而形成的研究传统而已:也是对文艺复兴观念的一种反应。课程的部分讲稿已在本刊和《学术思想评述》上陆续发表。下面刊印的是课程的导论,概述了欧美观念史学科的形成,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思想与方法,旨在为本课程提供一个学术史背景。

摘要：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重写”风潮——重写文学史，重写文化史，重写艺术史，重写哲学史，重写思想史等等——代表了学术界在新时期的诉求和取向，促使这20年间产生了无数大部头的、恢宏纵横的“通史”。它们在突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阶级性”与“民族性”、“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