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禹锡于永贞新政受挫后,二十多年间处于贬谪之中,虽然他积极进取,以唱和诗为政治交往工具,但终究未获得多大的实效。他与牛僧孺、裴度、李德裕的唱和,并不仅仅是诗人间的艺术观照。刘禹锡对三者的不同情感态度,在唱和诗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与三人的唱和在题材方面可以说无所不涉,在艺术手法方面则强化了用典的特征。刘禹锡与三人的唱和是政治交往的手段,因此对刘禹锡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

摘要：白居易“诗到元和体变新”这一夫子自道,只是一种限定在七言长律范畴内的自我总结,并不是指整个元和诗坛的革新趋势,但客观上却恰好可以概括元和诗人刻意求新求变的倾向。将刘禹锡的唱和诗置于唐诗新变的视域中加以考察,其区别于同侪的特异之处,首先是渗透于其间的哲学元素以及为宋人导夫先路的理趣。其次是豪健爽朗的抒情格调,在多元呈现、不断变奏中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底色。再次是对艺术形式的极致追求,具体表现为:体裁丰富多变且不专于唐代唱和诗习用的五七言近体;精华内敛、微言寄讽的独特笔法;典故与比喻的精当运用;以戏谑笔调营造谐趣。

摘要：在叶燮的诗文创作中,唱和诗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此类诗中,同人间的唱和反映了其交游情况,而对古人的追和则表露出其宗诗倾向,从中可以窥见唱和诗与其诗论之联系。叶燮受韩愈之影响,故意借唱和诗驰骋才力,以难为巧,使其唱和诗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但过多的应酬滥作,不可避免地使其部分诗作呈现了一些缺点。对此之研究,将为叶燮诗歌总体成就的评估提供参考。

摘要：乾元元年春,贾至作诗《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王维、岑参、杜甫等人皆应诗而和。这组唱和诗以朝会为题材,以七律为体式,在当时可谓发端之作,在后世更是声名不断、嗣响不绝。追索其传世过程可知,别集并载作为重要的存录方式,使四诗裒聚一处,在选本之外开拓出共时传播的新路径;历代诗话聚焦次第评定,相继展开讨论,形成了一个跨越时空的批评场域,推动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不断深入;名家手笔共同呈现的壮丽气象,牵引起社会各阶层的颂盛情结,并催生了文学、书法和楹联等不同领域的追摹风尚。正是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合力强化了诗歌的历史影响,同时也折射出同题共作在接受史上区别于独吟诗歌的一些特性。

摘要：本文界定了唱和诗的定义及一般性特征，描述了中唐唱和诗的繁盛 情况，特别突出了以白居易为主及以韩愈为主的中唐两大唱和群体唱和情况。 文章最后论述了中唐唱和诗与联句的艺术特征，认为中唐唱和诗体现了中国古 代唱和艺术的最高成就。

摘要：唱和是中国独特的诗学传统,无论是同时代的唱和,还是苏轼所开创的追和古人,其时空形式都是一种应和结构。在书法中,不同书写主体间的关系,也具有这种结构特征。苏轼大量参与的唱和活动,所作题跋和尺牍往还,镜像式地呈现了苏轼的书法交往空间。苏轼的书法作品和艺术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由唱和结构,得以传播和扩散的。

摘要：元稹和白居易作为中唐的大家,不仅以新乐府运动标立地位,还在唱和诗领域功不可没。近年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元白的唱和诗,研究多关注于一个侧面。本文试图以较全面的视角阐述元白唱和的动因、内容和艺术等层面,认为元白的唱和以大量的实践将唱和诗领域中"和意"传统巩固成"和韵"体例,为后人开辟了新的方向。同时,唱和诗也并非只有负面价值,它们在元白特定生活时段起过友情交流、精神慰藉的作用,是唱和诗的"缘情说"的体现,因此也应予以正视和肯定。

摘要：唱和诗的用韵,经历了一个由唱酬双方互不关联到相互关联、并由宽泛到严密的过程。诗歌史上唱和诗的用韵,有和诗不和韵、依韵(与原唱同一韵部)、和韵(与原唱同韵部,且回避原唱用字)、用韵(用原唱诗韵脚之字,但不管次序)、次韵(亦名步韵,依次用原唱诗韵脚之字)五种情况。其发展过程大体为:秦汉至魏晋和诗不和韵;依韵和诗始于南朝江淹;步韵和诗始于北魏,开一代风气者则为中唐元稹、白居易,至北宋苏、黄则蔚然成风。和韵诗亦有佳作,但次韵类写作毕竟易使表情达意受到羁绊,故今人写作唱和诗应回归盛唐,采取多样、灵活的用韵形式。

摘要：元稹一生仕途失意,然而却意外造就了其诗歌上的成就,由于其失意的内心需要倾诉,所以在他仕途不顺时写了很多唱和诗,这些唱和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语言表达特点上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摘要：唐代的唱和诗,是一种以交往为目的,以应制、同题、赠答、联句为手段,展现诗人交往关系的诗歌。在众多的唱和诗中,刘禹锡的创作颇有特色。其数量多、范围广、时间长,因此,本文尝试从刘禹锡唱和诗入手,通过对其唱和诗的多维研究,从诗歌体裁的创新、哲理和诗情的融合及精粹自然的语言三个方面出发,分析刘禹锡唱和诗的艺术特色:在体裁上有一至七言、六言诗等独特的诗体;在表达上是哲理和诗情并重;在语言风格上有着"谐俗"的倾向,注重对动词、数词的锤炼,呈现出精粹自然的特点,从而体现出个体风格,又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唐代唱和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