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业言论一词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实务中被频繁使用,但学界缺少有关不正当竞争与商业言论自由关系的深度思考。在域外,商业言论主要表现为商业广告,且通常以“宪法保护”或“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多重面向呈现。我国对商业言论概念的理解更为宽泛,讨论场景也日渐从理论层面的“宪法保护”向实践层面的“不正当竞争规制”转变。从类型化的分析工具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至少包含嵌入式商业言论、对抗式商业言论、误导式商业言论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商业言论,且分别对应标识混淆、商业诋毁、虚假宣传这三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由于各类行为面临的主要困境与疑难问题不同,商业言论自由与不正当竞争的边界划分可侧重于以不同方式实现:作为嵌入式商业言论的标识混淆,借助法释义学方法,可以确立市场混淆条款中“一定影响”的概念内涵;作为对抗式商业言论的商业诋毁,通过利益衡量方法,可以划清与正当商业评论的法律边界;作为误导式商业言论的虚假宣传,通过要件构成分析,可以明晰“误导”的判断标准与射程范围。

摘要：商业言论自由是市场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合理划分其管制边界是保障经营者合法权益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基础。从形式上看,公权机关对商业言论自由的管制主要表现为对积极自由的限制与消极自由的约束,前者包括对烟草广告、特殊药品广告等市场准入的限制,后者如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的使用。然而,不论是禁止实施商业言论,还是强制实施商业言论,相关限制措施是否合理往往需借助一定方法予以检验。域外法院在对政府管制商业言论的合宪性审查中发展出了极具代表性的“四步分析法”,但该方法在我国法律实践中难以直接适用。通过对比例原则与“四步分析法”的双向改造,可以形成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新四步分析法”,借用此方法来检验公权机关对商业言论限制措施的正当性,可以在不断改进和优化相关限制措施的基础上,完成对经营者商业言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管制边界的合理划分。

摘要：本文着重考察了美国商业言论(主要是广告)宪法地位的演变。全文一共分四个部分,文章首先阐述了美国最高法院区分言论类型的理论基础与实际考量。然后重点分析了商业言论宪法地位演变的三个阶段,并且分析了最高法院裁决商业言论诉讼案所依赖的逻辑基础。第三本分阐述了最高法院界定商业言论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处理混合型言论的困境。本文最后简要陈述了美国最高法院对商业言论调控对我国的启示。文章认为,我国亟待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业言论规制理论,更需要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控商业言论的具体办法。

摘要：为研究《广告法》修订后商业言论保护理念存在的重要意义,并由此对商业言论自由的法理基础进行比较剖析,探讨商业性言论自由在《宪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异规范精神下的发展。文章从学理上对商业言论具体类型的划分出发,探讨界定标准和方法以及衡量特殊情况下保护的必要性。

摘要：商业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商业言论应当定义为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为谋取经济利益而发表诸如广告、要约邀请等商业性质的言论。我国对商业言论的保护,散见于《广告法》《不正当竞争法》《网络安全法》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当中,但由理论体系和监督审查机制结合的商业言论体系尚有欠缺。笔者拟以新互联网经济为切入点,对现有的商业言论制度进行反思和探讨。

摘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自由竞争,但这种竞争自由是法律约束下的有序自由。具体到商业诋毁行为,鲜活的案件已经在不断警示经营者,经营过程中应当合法合规做广告、合理发声、理性维权,让商业言论始终谨守法律的界限。

摘要：美国互联网被视为传统广告传播媒介的一种,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和具体治理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特殊性。传统广告的立法、治理主体和机制在网络环境下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作为商业言论,网络广告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立法和监管相应受到限制。网络广告不再受地域限制,根据美国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为代表的行政机关,是负责网络广告监管的最主要主体。结合网络广告的特点,美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除了拓展适用既有立法,也适时进行专门立法和及时进行行政指导。美国广告自律监管理事会等行业组织的自律监管和Google等网络平台企业的自我治理,在网络广告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网络广告的法律治理呈现出事后审慎监管、部门分工协作、治理手段多元、自律治理有效、平台责任规则科学等特点,推动了美国网络广告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摘要：在广告中使用"最高""最佳"等绝对化用语是《广告法》明文禁止的行为,但该禁止性条文不可被绝对化地适用。将使用绝对化广告用语的行为一律按《广告法》第57条进行处罚,属于执法上的裁量怠惰,会产生过罚失当、诱发职业打假人举报、不当限制商业言论等问题,应予纠正。在寻求对绝对化用语进行区分处罚的规范依据方面,《行政处罚法》中的"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条款以及《行政诉讼法》上的"明显不当"标准均存有局限,正确的论证方向应是对《广告法》第57条本身进行目的性限缩。立法者禁止使用绝对化广告用语的目的在于制止广告主发布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广告,以及防止同行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广告法》第57条的解释也须以这两个立法目的为限,区分情形进行处罚。对于陈述真实的绝对化用语,带有明显夸张成分或系主观评价性质的绝对化用语,以及属于单纯进行自我比较或设定自我追求目标的绝对化用语,应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

摘要：表达自由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权利,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以私权及其限制制度得以实现的。表达自由原则后延伸至商业言论领域,由此形成政治言论与商业言论类型之分,并产生保护与规制的法律问题。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主要有新闻报道、戏仿创作、安全软件警示、商标戏仿、广告宣传等情形,其受保护的条件及程度各有不同。在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中,对商业言论在内的表达自由案件,应注重宪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系统规范适用,同时考虑建构"公共利益"检验标准、"法益位阶"选择规则、"利益平衡原则"作业方案等裁判规则。

摘要：本着推动我国广告治理实践和促进我国相关学术研究之目的，本文重点选取商业言论的宪法保护、违法广告的认定标准、处罚措施的设计与应用以及广告自律的有效性等热点问题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发现国内外广告治理研究的主要议题大有不同。国外的研究队伍、方法、视角和议题都比较多元，而且研究的深度、系统性与规范性都远超国内。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既要加强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深入、规范研究，比如广告的社会价值与法律地位，广告法律制度的具体适用与执行效果，也需敏锐洞察和跟踪研究广告业态的最新变化所引起的治理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