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元时期,善恶报应观念作为普遍的信仰习俗,深刻地影响着戏曲作家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情感,进而决定着宋元戏曲的艺术形态。其中,因果思维有助于关目安排的前后照应,增加作品叙事的灵活性;整体思维使作者能够全面地进行结构布置,使作品成为一个完满自足的艺术世界;道德思维使宋元戏曲高度注重美与善的统一,并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抒情色彩。从民俗角度来审视宋元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戏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戏曲艺术的民族特征。

摘要：近年来，我们看到不少电视剧作品在艺术品质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电视剧作家、艺术家在揭示和描绘真实的复杂人性上更具时代特征。

摘要：先秦、秦汉的导人向善论述,一般以善福恶祸、善恶报应为诱因。然而天意难测、福祸无常,"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理想模式在现世人生中往往不能彰显。两汉之际至东汉流行的谶纬学和早期道教,因而发展出神灵伺察、夺算减年论述,以通俗易明的话语和意象,激发人们对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对恶报的恐惧和对善报的期待。汉魏六朝期间,这一信仰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曾有互动而彼此渗透。有趣的是,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也有类似的信仰。不同地域的不同宗教系统中的善恶报应信仰,不约而同地以善福恶祸为导人向善的诱因,借鬼神之力严密监督和规范信众的言行,设计出公正公平、因果分明、对当地民众有强大吸引力和威慑力的赏罚机制,从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可观的正能量。

摘要：《三言》中的故事大多以善恶报应作为逻辑脉络,有着花好月圆式的大团圆结局,其叙事内容及写作宗旨与童话高度相像,是世俗中的童话,是讲给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三言》叙事中处处体现着道德教化的目的,其不仅通过善恶报应的故事情节设计,而且通过叙事视角、叙事道理以及叙事语言等宣扬应该做善事、做善事利己利人、做善事与个人现世幸福以及来世幸福高度正相关。《三言》叙事中理想性和世俗性的完美结合、虚构性和真实性的平衡,使得其不仅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价值,而且也具有很好的道德教化功能,达到了劝惩的目的。

摘要：石窟是古印度佛教一种重要的建筑形式,多为僧侣修行场所。中国的石窟起初是沿用印度石窟的形制建造的,后逐渐成为承载僧侣修行和信徒信仰的一种佛教艺术形式。在佛教教义中,用音乐的形式做供养,是可以积累功德福报的,如在《分别善恶报应经》中载:若复有人以妙音乐供养佛塔,获于十种胜妙功德。何等为十?一身相端严,二见者欢喜,三音声微妙,四言辞和顺,五肢体适悦.

摘要：儒学对中国鬼戏的曲折影响许祥麟儒学创始人孔子往往回避谈论“死”，他的学生子路请问“死”为何事，他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也回避谈论鬼神，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即说此事。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信鬼神的存在。《论语·乡党》载：“乡有傩，朝服立于阼阶...

摘要：《金瓶梅》的创作远承中国古代悠久的易学之道。小说"体天道以立言",因果轮回、善恶报应思想贯穿全书,借以传达"劝善惩恶"的主题命意。《金瓶梅》也在情节结构方面受到《周易》阴阳对立思想的影响,以第四十九—五十回为中心,分为前后对称的两大部分,表现了一个封建家庭由盛而衰、由热到冷的过程,所形成的情调反差增强了作品的节奏韵律美感。而且,小说模仿"倚数"思想谋篇布局,结撰人物命运;通过卦象及其转化思想来设置人物、勾勒情节,皆有《易》理可循。这不仅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也拓展了作品的深层涵义,使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