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缓解工商业发展对人权产生的负面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响应工商业与人权倡议。目前,澳大利亚主要通过以反歧视和反现代奴役制为核心事项、以信息披露为核心义务的国内法律要求企业负责任经营,并通过意识提升、实践引导、正向激励、行业建设等政策策略促进企业履行人权责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还建立了由国家司法救济机制、国家非司法申诉机制和非国家申诉机制构成的多层次的受害人救济体系。即便如此,澳大利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治理差距”仍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顶层设计长期缺位、规范要求碎片化分布、法律实施力度不足和救济机制实效不佳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应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时代对工商业与人权的挑战,澳大利亚有必要通过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优化法律政策体系、建立部际协同制度和完善公私救济机制等路径提升工商业与人权治理绩效。对澳大利亚政府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治理实践的检视与反思,不仅可以帮助在澳中企加强人权合规建设并为我国提升工商业与人权治理效能提供镜鉴,也有助于发展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学界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

摘要：《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数字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它采取了将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公法权利的思路,确立了完整的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体系,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和《民法典》一起形成了公私法共同协力的进路。《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权利束的方式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可携带权和信息权利救济权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从立法依据、权利体系、条文设计和规制措施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公法属性,这也可以从基本权利的双重面向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得到理论上的证成。这部法律是数字时代公法秩序的基石,它对公法边界的形塑仍需通过其实施来确立。

摘要：基本权利冲突是权利冲突的子类型。民事权利冲突只在私人之间发生,而基本权利冲突在"私人—国家—私人"的三方关系中发生。基本权利冲突的解决,无法诉诸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而主要依靠国家履行义务。解决基本权利冲突需要采取体系化的思路:针对潜在的基本权利冲突,应通过程序设计尽量避免冲突的实际发生;基本权利冲突发生后,应先通过实践调和原则寻找最优解决方案,避免一方基本权利作出退让,以使双方基本权利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若无最优解决方案,则通过权利位阶和比例原则确定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再通过过度禁止审查和不足禁止审查,确保解决方案的合宪。

摘要：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施行,触发了诉讼过程中的自然人信息保护问题。诉讼法中的秘密保护本围绕隐私权而建构,在保护范围、保护方式、保护规则上恐怕难以适应数据化时代的需求。个人信息保护导入诉讼程序,首先应排除依附型导入这一选项,在明确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保护差异的基础上,确定诉讼中独立建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的必要性。其次,个人信息导入诉讼的路径,理论上既有强调司法机关职责的国家义务模式,也有强调信息主体权的个人赋权模式,而前者更为契合个人信息保护的宗旨。最后,诉讼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设计是一个依赖场景化分析的问题,在在线庭审、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这三种导入场景中,旧有的秘密保护规定都有进一步调整完善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