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其在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咨询和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国际潮流。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知和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产生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国家安全委员会分为协调型、咨询型与决策型三种类型,形成自上而下由领导层、管理层、操作层组成的金字塔结构,一般通过会议的形式开展工作。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明确机构的职能定位,界定机构的业务范畴,确立机构的法律地位,制定机构的运作程序。

摘要：我国于2013年底正式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既是我国国家安全管理的重要机遇,也对我国国家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命题。本文首先对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概念进行概述,然后基于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MOG)的三维分析框架,对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进行分析比较,进而总结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一般规律和趋势,最后为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建设提供启示和建议。

摘要：本文从制度视角,比较分析了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产生原因、制度基础、构建理念和具体的制度设计。文章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产生和发展是当代主权国家在其所面临的安全议题、安全威胁发生根本变化后,国家政权对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的理念、制度、机构、手段等进行改革的结果,体现了当代国家安全决策和国家安全治理对民主和法治的制度要求,以及对统筹国家安全事务和专业的功能需求。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地位、职权功能和运作方式又与各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实际安全需求相适应。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标志着我党已着手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上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管理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安全事务也应当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机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落实。

摘要：从常识出发，是考察战略管理问题的最可靠途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机构，无论它在设计上多么完美，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人。国家安全事务战略管理体制的本质，一是如何把人才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发挥最大综合效果；二是如何尽可能地避免内耗，减少内部摩擦带来的损失；三是两者相辅相成，努力使这两个方面比竞争对手好一些，从而获得某种战略竞争优势。

摘要：现代国家的一大麻烦事在于如何合理地设计和组织政府机构和决策程序，使其能够有效地运作，追求多重目标、履行多重功能、因应和协调多重利益诉求。变动不居的内外环境总是使国家的制度形态和组织机构持续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动，因此所谓的“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是一个持续的、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的过程，并非一经“立国”便可宣告终结。

摘要：现代以色列国在中东政治格局中奉行极为独特的政治、军事与外交政策,尤其对国家安全有着十分强烈的追求,历来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建设。进入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内外部一系列因素的挑战,在此情形之下,以色列政府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建立起一整套维护国家安全的运作机制与法律体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职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2008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是其重要的转折点。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职能发展,在完善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增强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强化反恐怖主义与危机状态的管理和控制、推动国际安全事务的对话与合作等方面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但这个机构在以色列应对地区冲突与纠纷、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等方面成效显著。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国家安全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验教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摘要：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其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愈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摘要：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可能超出政府的能力范围,常常需要执政党主导决策、实施动员、协调资源。但执政党的机关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直接实施具体的管理活动缺乏法律依据,还加大了自身的责任和风险,并打乱了整个公共应急法制的制度设计。因此,执政党机关应当退出对突发事件应对中具体事务的介入,通过政治过程以相对超脱的身份对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发挥影响,将具体的管理过程交给行政机关去完成。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突发事件应对中党政良性互动模式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契机。

摘要：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委”），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