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行使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创设分区监察制度,派监察使巡回监察地方。全面抗战期间,分区监察制度逐步完善。以战时担任湖南湖北监察使的苗培成为典型案例,可呈现分区监察制度的运作实态。在任期间,苗培成认真履职,先后十余次巡回视察两省数个县份,考察地方情形,行使建议、纠举、弹劾等职权,展现了分区监察制度与战时湖南、湖北地方社会的互动。苗培成勤勉敬业却收效甚微,诸多痼疾未有改善,揭示了分区监察制度的困境:制度设计与现实情形割裂;付诸实践时重形式而轻实质,有将“视察”等同于“监察”之嫌;与党权、军权、行政权相比,监察权始终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监察权无法切实发挥作用是国民党政权在战时日趋腐败蜕化、积重难返的原因之一。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借鉴了江苏省教育会与北洋政府电检机关限制儿童观影的先例,参考了儿童保护的国际趋势与各国面向儿童推行的电影检查,针对儿童观影提出了防范性规定与分级制构想。随着电检机关的改组与半官方团体倡导“儿童电影日”,儿童面临更为严苛的观影限制,影院进而成为规范儿童身体与道德的教育空间。然而,限制儿童观影的电影检查很难奏效,“儿童电影日”的教育意图也很难实现。影院经营者表面上迎合电检会的规定,实则借助儿童限制观影的广告招揽生意。因此,儿童保护一方面论证了电影检查的合法性,使国民政府代表的国家话语得以扩张;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儿童作为主体的能动性,童年作为现代观念背后的话语竞争,为官方与民间的权力博弈提供了空间。

摘要：1935-1936年,国民政府曾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文物对外展览.所有展品用英国战舰运送,展出地点是驰名世界的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

摘要：清季以降,传统祀典改革逐渐酝酿,到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进力度加大。国民政府在建构忠烈祠制度的过程中,借鉴了传统忠烈祭祀制度,但又施以系统改革。仪式变革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建构“公祭”仪式,废止大部分传统烦冗仪节,加入献花、演说等西式仪节,基本革除传统祭品、祭器、祭物、祭服规制,革新陈设,变革祭文规制,并致力于仪式简易化、世俗化、政治化,以及仪式参与在代表制意义上的“全民化”;另一方面,将以往长期不受重视的入祠仪式制度化,建立了入祠与公祭两大仪式并重的体制。国民政府忠烈祠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底色,但与繁杂、神秘、封闭的传统忠烈祭祀仪式存在本质区别,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只是,制度实践与设计之间在革除传统祭品等方面亦存在一定的差距。

摘要：立法院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立法机关,是国民党结束“军政”开启“训政”之时所建立的五院制政府中执掌“治权”的重要职能机构,也是晚清民国以来,推动中国收回“治外法权”以实现司法独立和法制近代化的关键一环。基于孙中山先生藉立法院的组织架构以划定整个国民政府的政治体系,以及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权统治形势,立法院成立初期在整个国民政府立法体制中的定位,就直接反映了国民党政权在处理立法冲突之时的政治取向。通过对立法院职权设定和具体运作方面的实证分析发现,立法院实际上已经颠覆了孙中山先生所谓“宪政民意机关”这一预设,经过胡汉民等人的改造,已然成为国民党“司法党化”下的行政立法机关。

摘要：对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策略、准备工作及台湾光复后实行的制度，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而关于台湾光复前设立的一个重要机构——台湾调查委员会，研究似未见充分，专文论述也很少，有些方面还未涉及。①本文拟对台湾调查委员会设立情况、工作状况、成效及缺陷作较为全面、详...

摘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无力继续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亟须将大批复员军官分流至社会各行业。转业至警察机构作为安置复员军官的关键路径之一,中央设计局、中央警官学校及军政部先后拟具安置复员军官的计划方案。《配合整军计划实施建警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军政部成功夺得转业警官安置权。在实际安置过程中,地方政府囿于经费、编制等因素无力妥善容纳转业警官,转业警官也深陷生活困窘、歧视待遇、身无一技之长等困境之中。除却战争因素外,经费桎梏、方案缺陷及派系纷争均是导致此项工作渐趋停滞的主要原因。聚焦复员军官转业警官问题,是在政权鼎革背景下探析个人、政党与国家复杂互动的较佳窗口。

摘要：(一)三峡坝址考察美国垦务局著名的大河坝及顽石坝总设计师萨凡奇在中国工程师和有关官员的陪同下,乘座舢板,对长江三峡进行考察。(二)拦河坝正视建造三峡拦河坝,将成为中国改造长江流域的主要部分,它将在控制洪水、改善航行、发电、灌溉等方面产生巨大的效益。大坝顶部装鼓形闸门九座、自动调节坝后水库水位。左下端道路通至左岸地下发电间。右上端为船闸,一轮船已过闸上驶。坝身设出水洞二排,可调节长江下游水位。

摘要：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随着战争的逐步扩大,以市场为依赖、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影业生产举步维艰,资金来源以及发行市场严重萎缩,一些电影公司的摄影场所被战火摧毁,影片生产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而国民党政府的官营影业依托抗战这一契机获得迅速发展.

摘要："扶植自耕农"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和抗战后实行的一项重要的土地改革政策。"扶植自耕农"思想来源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其理论与方法借鉴了欧美国家土地改革的经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土地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尖锐,国民政府开始在政策和制度上进行土地改革的设计。1942年划定扶植自耕农试验区,开始实施扶植自耕农耕作。在扶植自耕农试验区,实现了平均地权,农村社会经济也发生变化。因受国民党政权性质、社会惯性和国民党权贵与官僚阶层反对等因素的影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没有在全国展开。抗战胜利后,在试验区土地改革取得的经验基础上以及国民党面临的政权危机,促使国民政府加大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力度,并有实行全国土地改革的意图。但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扶植自耕农"主张者所倡导的土地改革也随之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