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助讼和帮讼分利禁止条款的逐步废止使第三方资助在国际仲裁领域重新获得发展空间。第三方资助仲裁在实现正义和风险转移方面的优势使其在实践运用中日益增多,但第三方投资人的介入可能引发的仲裁员公正性与独立性怀疑及仲裁保密性减损等风险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警惕。我国在进行制度设计引入第三方资助仲裁的过程中,需要针对这些风险,重点关注投资人披露义务和保密义务的设置和履行。

摘要：在＂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包括在海外注册的中资企业）基本上都将成为沿线国家＂一带一路＂项目下的投资主体、建设主体和经营主体。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所涉及的国际投资纠纷、国际工程纠纷、国际商事纠纷和国际海事纠纷，无论是因沿线国家的政治局势变化、经济政策变化、政府部门法规变化等相关问题，导致中国企业与当事国政府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损失索赔而发生争议，还是中国企业与当事国企业因＂一带一路＂项目合同而发生争议，都应被相关方面纳入对＂一带一路＂项目纠纷解决体系及其具体执行方案进行顶层设计的考虑范围。

摘要：跨境纠纷解决市场的基本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商事法庭的出现引发了对国际商事法庭与国际仲裁关系的思考。参考域外实践,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为此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样本。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在法官国际化、外籍律师代理、证据规则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放眼全球,世界各地的国际商事法庭在诉讼语言、准据法和诉讼费用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设计。通过比较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国际商事法庭并非仲裁的竞争对手,二者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共生共长,以满足国际纠纷当事人的复合性需求。

摘要：近年的国际投资协定中规定的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实质看,是将此类争端解决进一步推向国际化。这种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化发展有助于强化投资者的保护,创造有利于吸引外资的投资气候,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东道国关于外资的管理、社会和环境的管理、公共资源的利用都可能产生挑战并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在设计与利用国际仲裁机制时,应注意在国家主权的行使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二者间达到平衡;应积极推动此类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妥善解决各种实体与程序问题,维护投资东道国政府为维护公共利益进行管理的权利。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健全和完善能为外国投资者所信任的当地争端解决制度,尽可能地促使投资争端在当地解决。

摘要：自1997年出现第一例案件以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仲裁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利用率,成为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亮点。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唯一的剩余方法"之设计使得依附件七仲裁所设立的仲裁法庭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实际地位高于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二是作为一种强制仲裁,附件七仲裁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传统仲裁的约定性,在规则上表现出"单方意志性"。它们虽然可直接带来附件七仲裁的高利用率,但是使附件七仲裁很可能成为一种"少数人裁决"的争端解决活动。实践中,附件七仲裁超过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国际法院成为解决海洋争端的第一法律方法,少数人成为附件七仲裁庭的"常任"仲裁员和庭长这一现象验证了这一点。问题是,这种现象并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附件七仲裁规则与实践的这种悖论,源于附件七仲裁制度设计得不合理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体制性缺陷。遵守此种机制可导致实质的消极后果。这也为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提供了一种论据。

摘要：2008年12月11日,历时数年的《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尘埃落定。其兼顾先进性与实用性的制度设计,旨在统一现行国际货物运输法律体系,重新调整《海牙-维斯比规则》所确立的船货双方利益分配法律制度,顺应了国际贸易和航运实践发展的新趋势。第15章"仲裁"的规定,以平衡国际运输关系各方的仲裁选择权与世界各国的司法管辖权为立法精神,起到衔接现有国际仲裁公约和便利航运贸易纠纷解决的积极作用,将有力推动国际商事海事仲裁制度的发展。中国应充分借鉴吸收新公约的优秀制度,立足于完善《仲裁法》和《海商法》中的仲裁规定,不断在立法和司法上健全仲裁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