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设立国际商事法庭以满足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需要。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自然延伸,在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制度中至关重要。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协议管辖制度设计相对保守,应立足司法实践并借鉴域外经验加以完善,推动国际商事法庭的专业化、国际化、多元化发展,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摘要：国际商事法庭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灰脚法庭",商业发展是成立此类法庭的根本原因。从"灰脚法庭"的程序特点来看,它兼具仲裁和诉讼的特点。"灰脚法庭"的存在为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提供了参照。现代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同样受到商业推动或更多源于商业诱因。从国外现有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来看,它们都试图吸收仲裁和诉讼的优点,摈弃二者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讼的仲裁化。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也是为了顺应"一带一路"倡议所激发的商业发展的需要,但囿于现有法律框架的限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更多体现了保守型的特点,其程序既没有大胆吸收仲裁程序的优点,也没有完全克服现有诉讼制度中的一些弊端。不过,作为一个新设的专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法院,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之处十分明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仍有提升空间。

摘要：考察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受理并审结的案件,尽管现行司法解释对案件受理管辖权做出了多种管辖途径的设计与安排,但对于管辖范围的限定过多;对于协议管辖要求案件与我国具有实际联系,使离岸案件无法进入;且需要避免双轨制管辖带来的不公正问题。本文借鉴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案件实例与管辖权制度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规则的建议,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摘要：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费关系到国际争议解决的成本。在理论层面,不同法系背景下的诉讼费有着不同的性质定位。在我国,诉讼费本质上属于是对财政的一种补充,但这显然与以国际性、商事性和竞争性为特色的国际商事法庭难以契合,从内、外两方面都凸显出了制度脱节。从域外发展看,各国均根据本国国情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国际商事法庭诉讼费制度。通过实证对比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国际商事法庭诉讼费制度存在交纳标准设定过于粗放、费用相对偏高的问题。因此,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诉讼费制度构建,要从机构定位、制度特色和本国国情入手明确制度构建的理念、原则和立场。可以选择原则加例外的"并入型"诉讼费模式,通过降低诉讼费交纳标准、细化诉讼费类型来满足全球商事主体的利益诉求。

摘要：在世界多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商事法庭(院)的背景下,为构建"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完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中国应当创设国际商事法庭。当前各国的国际商事法庭(院)大致可以分为涉外商事法庭、混合"国际"商事法院、混合"国内"商事法院和离岸商事法庭。为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升世界各国对中国法律的认同感,我国应当把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定位为离岸国际商事法庭,并在完善国内商事司法制度与设计国际商事法庭特殊规则两个方面同时开展工作。

摘要：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摘要：国际商事法庭是中国参与全球法律竞争的制度创新成果,但从参与国际竞争角度看,国际商事法庭在机制设计和法律适用方面均不具备比较优势。其要想获得持续发展,不能简单对标SICC等国际同行,而应立足中国国情重整其内外职能定位,将自身发展与国内独立的商事审判体系结合,建立起上下相互支撑的三级两审商事审判组织体系,并与商事仲裁相互衔接融合发展,创新完善系统化的商事裁判机制,从而以独立的商事裁判体系和能动司法传递商法独立价值,倒逼中国商法品质提升,推动其走向自治化、体系化和国际化,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国际商事法庭在全球法律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为未来中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具备规则制定和解释权储备能量。

摘要：跨境纠纷解决市场的基本格局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商事法庭的出现引发了对国际商事法庭与国际仲裁关系的思考。参考域外实践,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为此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样本。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在法官国际化、外籍律师代理、证据规则等方面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创新。放眼全球,世界各地的国际商事法庭在诉讼语言、准据法和诉讼费用等方面,存在不同的设计。通过比较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国际商事法庭并非仲裁的竞争对手,二者在法律服务市场中共生共长,以满足国际纠纷当事人的复合性需求。

摘要：在当代国际社会,国际商事法院的建设日渐受到重视。新兴的国际商事法院呈现出组织架构专业化、机制灵活化、审判和管理信息化以及声誉国际化的特点。在中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筹建国际商事法庭,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不仅需要有创新的制度设计,更要秉持先进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引。从微观角度,中国建设国际商事法庭在法官的选任、审判语言、律师代理、协议管辖、集中管辖以及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不少困境和障碍。因此,需要在组织结构、律师代理、法官组成、管辖权、诉讼程序、判决承认与执行等相关制度领域,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突破和创新,进而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灵活化和信息化的国际商事法庭制度。从宏观而言,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司法竞争,需要凸显司法服务的理念,需要合理拓展创新相关法律制度,也需要树立国际声誉和话语权。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了更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提高我国司法竞争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于2018年6月29日挂牌办公。但限于目前的法律框架,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制度设计偏向保守。文章认为,为了完善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提高司法竞争力,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应该以开放的姿态灵活处理国际商事争议,并思考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管辖权方面是否应该放宽实际联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