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相结合的改革进路下,各地法院在智能化司法改革进程中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其大胆探索的各类智能化司法改革举措,使得中国在国际司法智能化改革的道路上,呈现出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的发展趋势。在“试点竞争”的效应下,当前地方试验探索中尚存在社会风险性控制不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整合度较低等问题。司法智能化改革的地方试验应尽可能避免试点的片面性问题和重复式探索,在做好社会风险把控的前提下,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局部试验成果具有推广价值。

摘要：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地方试验,同时由最高行政法院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以化解地方试验对国家法制统一的冲击,并保证试验措施充分发挥试验效用。尤其是2003年修宪进一步将地方试验宪法化,其实践折射出须以法律调控对地方试验"去弊扬利",使地方试验制度具有明确的目标、限定的期限、科学的效果评估以及完善的程序设计。我国以往疏于对地方试验进行法律控制,全国人大常委会自2012年底开始尝试将地方试验法治化,就此可充分借鉴法国的法律制度。

摘要：改革呼唤顶层设计，改革也离不开地方实验，可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验到底怎样分工？

摘要：地方是国家治理的实施主体,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尊重和有益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地方压力型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负效应”:财政压力导致体制外财政盛行;唯GDP主义增长模式造成社会问题集中凸显;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与稳定目标相矛盾。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而言,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地方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而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必然选择,地方法治竞争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过程中更加凸显。但是,由于各地制度体系改革的成本收益比差异明显,对改革目标函数合理排序的能力有限,“非正式规则”盛行,地方对为何及如何推行法治的认识呈现渐进式甚至坐等观望态势,地方法治竞争的制约因素叠加,这可能导致法治进程中的“渐进主义”“先富带后富”现象,因而不能期待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整齐划一、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