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汉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形成期,其诗歌风格上承《诗》《骚》传统,下启魏晋以降的文人诗创作潮流。因处于诗歌的变革时期,且吸收了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在两汉诗歌中诞生了一些新的,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创造手法。这一点在其对空间与地理的书写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本文拟自管中窥豹,从两汉诗歌对地理意象的构建方式上,剖析其对《诗经》《楚辞》艺术手法的借鉴与发展,以及对上古神话故事世界观的提炼与文学化再创造,并透过地理与空间的视角,品味两汉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

摘要：随着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入,借助诗词这一文学媒介进行古代地域空间意象的研究日益增多。回顾城市意象与文学地理意象的相关研究,在诗词意象信息提炼和分类的基础上,建立诗词地理意象的时空特征分析框架。通过意象词频和历时性的计算,分析郴州地区诗词地理意象的时空层积度,进一步比较其时空特征差异和意象偏好。

摘要：《咱们死人醒来时》中的《复活日》少女雕像、陶尼慈湖边的茅屋、山谷半塌的茅屋、高山和雪崩等地理意象构成的地理空间,是戏剧家易卜生对真实环境的寄托,也是他在艺术与生活的对立中对人物心理和人物命运的思考,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因此变得更加丰满。从地理意象可以解读不同人物的心理,可以解析人物之间的关系重组,也预言或对应了人物的最后命运,体现了易卜生高超的艺术构思。

摘要：元代扈从文士以新奇眼光审视扈从途中的地理意象,通过对居庸关、李陵台以及诸多草原风俗的审视与摹写,开拓出新的审美空间,使扈从纪行诗成为唐宋诗之后的独特艺术形式。同时,扈从纪行诗重视摹写物象而少情感的艺术特性,使其内部产生了意象与情感的对立。而这一对立,正是由于扈从文士进入异域,受到政治、文化、身份等要素的限制而产生的间离。这使得扈从纪行诗成为元代文人生活状态的一种真切表现,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广阔的文化阐释空间。

摘要：须弥空间观是佛教典籍中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世界图式构想,其蕴含的时空观、宇宙观极具想象力,反映了佛教对宇宙空间结构的基本认识。须弥山作为佛教观念中的“圣山”,其周围环绕着八山八海和四大部洲,须弥山之处即为一小世界的中心。五台山作为佛教现实地理存在的“圣山”,五峰耸立犹如垒土之台,其四方天下、山水环绕的地理特征与须弥山具有相似性。从佛教地学观念和现实地理视角出发,以须弥山空间观和五台山地理为对象,展开对“四方天下”、“山水环绕”共性空间特征的相关梳理,找寻佛教观念和现实地理中两座圣山的意象出处,揭示五台山作为现实佛教名山的佛教地学依据。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蔡楚生的创作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开始拍摄左翼电影。以地理意象为切入点来审视这场转变则可发现:在"向左转"之前,蔡楚生站在富人阶层的立场上,将其作品中的城乡意象大多塑造为积极的和令人神往的,忽略其中的矛盾与冲突,并通过富人阶层和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促成了这一美好意象的建构;在"向左转"时期,他秉持左翼的思想,将其作品中的城乡意象大多塑造为消极的和残酷的,暴露冲突与不合理,并通过不同的阶层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女性促成了这一负面意象的建构。此外,这种地理意象和意义的塑造有助于形成一种道德恐慌,号召大众反抗城乡中的不合理之处,但同时也可能形成一种对其进行宣传的反作用,从而使得小市民保持一种认同的姿态。

摘要：徐迟20实际30年代的诗歌中的地理意象存在三种形态,即以自我为中心对自然地理的平面观察,因而诗中的地理意象以平面形态出现;以对中国、世界与宇宙三位一体空间的立体观察,因而诗中的地理意象以立体形态出现;以对故乡、都市与世界等地理的深度观察,因而诗中的地理意象以象征形态出现。处于平面形态的诗歌,其内在的意蕴及其艺术的表现缺乏深度;进入立体形态的诗歌,往往能够给人以开阔的意境与多重想象的空间;进入象征形态的诗歌,往往能够给人高远的诗美空间,令人回味无穷。三种形态在其诗歌之中,并不是绝对的呈现,往往有所交叉与渗透。以地理意象作为视点,会发现徐迟的诗歌写作并不稳定,而是时刻处于不断探索之中。

摘要：地理意象是近年才被关注的研究对象,地理学界比文学界关注更早,研究成果更突出,对文学界已形成倒逼之势。但是,地理学界对意象的定义与文学界认识有歧异,本文认为应吸取地理学界的观点,将地理意象界定为:一切文本中对地理客体所作的描述、指称、隐喻,以文学文本对地理客体所作的形象描述为代表。地理意象可包括两类:一是形象感强而富有意蕴的地理意象,二是缺乏形象感,意蕴无多的地理意象。从意象的地理要素看,可分为区域意象、环境意象、景观意象、地名意象等。从意象与现实地理客体的对应关系看,可分为写实性地理意象、符号性地理意象、虚拟性或象征性地理意象三类。本文认为对不同类别的地理意象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总体上看,要使地理意象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既要对一般意象研究存在的问题加以必要的反思,也要对地理学界的地理意象研究范式加以总结,并作参考。

摘要：地理意象研究作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为当代羌族作家的文学作品批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羌族作家创作了大量反映岷江和涪江流域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作品中的山水、动植物等自然地理意象,不仅构建了独属于羌民族的自然地理空间,也浇筑了羌族人民的精神空间。羌族作家世代生活的人文地理环境建构了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意象、地域文化意象,并且该地多元的人文环境也促成了作家艺术风格的多样和作品中多元文化的互生互融。

摘要：《喧哗与骚动》中班吉的叙述部分,各种花草树木、水、火等地理意象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构成了合乎小说叙事逻辑的地理叙事空间,成为叙事发展的重要推手。这些直观、频现的地理意象建构了班吉的纯感性的伊甸园生存空间,塑造了白痴班吉这个本真的能够传达上帝旨意的艺术形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意象所建构的二元隐喻空间表达了人类循环堕落与渴望救赎的终极主题,有机地实现了作者现代神话的宗教意义和创作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