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音乐汇集了无数创造者用智慧构成心灵的和声,中原音乐文物以其丰富性、连续性和典范性,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从史前埙鸣笛音的蒙昧初声,到夏商周三代金声玉振的庙堂雅乐,再到两汉魏晋的歌舞伎乐,汇聚隋唐盛世歌、乐、舞于一体的综合音乐表演艺术,直至宋元明清从宫廷走向市井的“万家新声”。

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漫长的音乐历史长河中,福建南音可谓独树一帜,被音乐学家誉为"音乐的活化石"。其乐器形制之古老。艺术史料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更有甚者,其演奏形式令音乐研究者产生无限联想,在看过传统南音演奏形式的人们都会对其演奏形式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从历史的烟波中走来。

摘要：隋唐以来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唐代音乐家和各民族音乐家共同协作,创作了繁盛的音乐和舞蹈。作为宫廷舞蹈的坐部伎和立部伎在各民族融合的环境下,吸收了一定的异域文化,并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本文试图通过文献的记载来探讨二部伎所呈现出来的特征。

摘要：隋初七部乐的形成将"燕乐"推上了中国音乐的历史舞台,外来音乐文化与汉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发展繁衍出隋代九部乐,唐代九部乐、十部乐以及坐立伎。而隋唐繁荣的经济,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艺术水平,以及统治阶级的音乐爱好更使得燕乐一步步走向鼎盛时期。

摘要：据《元刊杂剧三十种》记载,元杂剧存在着"坐演"的情况,这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可以溯源于唐代燕乐"坐部伎"的堂上坐奏。唐代坐部伎乐经由后晋传入辽国,成为辽国的"大乐";金灭辽后,辽大乐又转而传入金教坊之中,并对当时的连厢搬演、坐台、坐排场演剧、《董西厢》等表演形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元人杂剧的演出。由此可以发现唐乐影响元曲的一个重要例证。

摘要：唐玄宗李隆基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极具天才的音乐家。在他统治的前期和中期,唐王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对各种思想文化兼容并包,诗歌、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高度发达,开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繁荣的'开元盛世'关于唐玄宗音乐方面的才能,已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文探讨他对乐舞艺术的管理及其社会意义,本文就此详加考察。一唐玄宗具有卓越的管理才能,为唐代乐舞艺术的管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历经千年沧桑的琵琶艺术在悠久的音乐长河中,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中华乐坛中独树一帜,深受人们喜爱。从宫廷雅乐的坐部伎,到民间小巷的街头弹唱,从青楼酒肆的《昭君怨》《塞上曲》到边戎大漠的《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从江南闹市的《行街》《云庆》到冰封雪漫的《飞花点翠》《海青拿天鹅》,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今日的一带一路,琵琶艺术"流"与"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且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乃至不同地域国度的人们又用不同的手段为琵琶艺术的"流"与"行"推波助澜。

摘要：无论在什么领域,文化是导致理论思维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可以这样说,不同的文化观念必然产生不同的理论思维。就拿音乐来说吧,音乐是一门抽象的、高度概括的听觉艺术,“其中心内容是主体的,表演形式也是主体性的”。①在很大程度上它同文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文化意识不同,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驱使审美观导向具有不同特色的音乐表现体制。那么,在中西文化发展的这样一个不同文化机制内各自的音乐是怎样体现的呢?基于这个前提,本文想就中西音乐发展中的文化观念、音乐表现形式作以比较、分析。

摘要：统治者"兼容并蓄"的思想使得唐代的音乐文化在继承前代音乐文化与吸收外来音乐文化的基础上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更加丰富起来。其中唐代燕乐得到了极大发展,燕乐的繁盛,得益于唐朝的多民族音乐并存,也得益于隋代音乐体制得到了较好的保留,使得燕乐的发展存有肥沃的土壤。

摘要：梨园．唐玄宗时．宫廷内专门训练俗乐乐工的机构。《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的主要职责是训练器乐演奏人员，与专司礼乐的太常寺和充任串演歌舞散乐的内外教坊，为鼎足而三的机构。当时凡为人所爱好的乐工，多出身于梨园，“梨园弟子”遂成为乐工弟子的代称。“梨园”一词也被借用以表示乐工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