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实践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文章从政策引领同源、价值理念相近和服务场域重叠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基础;从治理体系共建式嵌合阻塞、治理服务共治式嵌合乱序和治理能效共享式嵌合困局三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从统筹设计与规范建设治理、坚持个体与社会相融合治理、进行多元社会主体连接式治理和社会工作与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四个方面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以期为解决当前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困境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当代基层社会治理正迈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阶段。然而,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学术界更关心“协同”的功能,却相对忽视“协同”如何可能。有鉴于此,基于公共政策执行的基层实践,推想与归纳塑造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同的政策执行路径,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主题。历时性的考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市—社”协同可在公共政策执行中被造就,并且这一过程将受到制度设计、社区动员、信任和数字技术的影响。在其中,制度设计和社区动员是前因组合中的决定性成分,制度设计是根本性前提,社区动员是必要保障和重要环节,信任与数字技术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它们在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成过程中各有其位,融合成为一个统一体。

摘要：“第一书记”是国家促进乡村发展的代理人之一,是地方政府落实各项政策的承担人,是回应基层群众诉求的执行人。基于“情境-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对桂南P县白镇驻村考察发现:第一书记的嵌入对推动基层组织再造,吸纳体制内外资源与缓和基层社会矛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压力型体制、目标责任制与晋升激励机制的情境下,第一书记的行动逻辑倾向于重过程干预,轻弥补指导;重争资跑项,轻运营管理;重走读下沉,轻服务下移;重晋升条件,轻村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加强组织建设之名,干预基层自治之实;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之名,下基层“镀金”之实;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之名,获取晋升条件之实的异化现象,严重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因此,地方政府应在选派前建立甄别机制,防止其“混基层工作经历”的投机行为;在下派中进行不定期巡查,防止其“悬浮化”而导致基层问题“上不来”;在任期结束后实行村民参与评价和离任审计,防止其“不作为”与权力寻租的“乱作为”,进而确保其驻村工作的名实统一。

摘要："三社联动"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本土化创新的新模式,旨在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主要表现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和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三社联动"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动力机制、保障机制、信任机制、共享机制、协作机制五个方面。引入流程再造理念分析"三社联动"运作流程,从需求评估到目标联动,再到项目的设计、执行,以及监督评估,其运作流程是一个上下结合、多元互动的循环回路。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基层社会治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因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水平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加剧了"数字鸿沟",增加了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使社会排斥从真实的物理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造成政务服务和基层治理的盲点,导致政府决策和公共服务出现系统性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字科技复杂特性、社会内在结构缺陷、虚拟空间秩序紊乱、社会治理创新不足的共同作用。对此,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制定全域信息无障碍建设规划标准和行动方案;坚持传统服务与科技创新并行,做好关键场景和主要业务的适老化政策设计和规划;加强数据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完善数据社会化共享闭环管理体系;优化数字资源公共产品供给,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提升其数字素养。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呈现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演化,由“权力治理”向“法律治理”的演化,由“部门治理”向“基层治理”的演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这些新理念、新举措的贯彻落实,亟待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摘要：实现良善治理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共识性选择。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逐步完备的过程,跨越了从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中国要继续保持社会秩序的总体和谐稳定,必须进一步有效回应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不断建构和完善坚实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支撑。作为社会治理的难点和重心所在,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治理事务、组织、人员、财政超载和治理资源错配等问题挑战。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探索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治理机制互相协调、互为支撑的现代治理体系与格局,形成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为人类社会治理现代化探索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摘要：文章以缙云婺剧的“非遗”传承为案例,从应用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来探讨婺剧传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关系。首先,缙云婺剧的传承是在民俗语境、学校语境、群众文化等多元语境的整合中,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而进行的整体性传承;其次,婺剧传承跳出了“非遗”自身的框架,在和乡村振兴、文化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协同合作中,发挥了“非遗”在重建乡土团结、文化养老、公共文化服务、儿童母语教育等方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功能;再次,缙云婺剧的传承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扶持引导和自下而上的自然生长”的有机结合,这种“缙云模式”是活态的、日常的、实践的,为非遗保护提供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传承经验。

摘要：新时代“枫桥经验”根植于基层社会,是人民群众解决社会矛盾、实现自我管理的创造性智慧结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升华,着眼于法治建设本土资源与现代制度文明的内在统一,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呈现顽强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创造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充满机遇与挑战,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被动态理解为综合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政府推动与群众自治三者统一,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法律规则的影响,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培育自上而下的民主自治传统与土壤,通过以社会治理为问题导向的法治创新和以法治为目标导向的社会治理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法治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法治建设。

摘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归纳-演绎-实证"的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联镇包村"研究发现:驻村干部不完全局限于完成"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任务,也包括落实地方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由高度组织化动员所形成资源吸纳作用,使得"条块"部门主动跟进,形成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态势;"坐班式"驻村突破了传统的"运动式"治理困境,尤其在绩效考核、晋升激励与委派单位协助下,精英治村的效果超越以往。但由于基层社会环境的异质性,各村庄的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与政策的底层实践,使联镇包村制度可持续化。本研究的创新在于以制度嵌入与精英下沉两个维度诠释地方政府如何依赖科层制路径,体制内精英如何反科层化运作,推动联镇包村制度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