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深州张氏家族是以张鷟、张薦、张读为代表的著名士人家族,他们既是朝廷官员,又是文学领域的大家。张鷟是盛唐士人的代表,他的作品《游仙窟》展现了盛唐文人的积极进取与张扬自信。中唐时期的张薦一改其祖父文风,其所撰《灵怪集》深沉稳重,文笔清雅绵丽,流露出张薦对时局的担忧与感慨,带有中唐士人普遍的怀旧与空幻心态。张读处于晚唐时期,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显露末世迹象,张读所作《宣室志》流露出明显的消沉绝望、辞官归隐、避祸保命的心态。“三张”士人心态的变化,蕴涵整个唐朝在不同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轨迹。

摘要：屈原以及其代表的楚辞体在汉代的接受有着一系列的历史背景。浅言概论，除文化政策的强化和汉代皇室对楚辞体的偏爱以外，士人的政治身份也非常重要。本文力图从两汉士人关于屈原生世遭遇的评价中窥见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心态。

摘要：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论及魏晋文学时,他认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而这里的“自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文艺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得到疾速发展。

摘要：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曾经说过:“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探讨任何时代的艺术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精神,尤其是作家心态。我国南朝时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为此,我们要了解正始文学的深层底蕴和它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必须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作一历史的剖析。

摘要：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论及魏晋文学时,他认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而这里的"自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文艺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得到疾速发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除文体、文风发生明显变化外,此时文艺上的嬗变呈现出一个令人注目的重要特色:一是"人的个性自觉",二是"山水美学意识之觉醒"。

摘要：《儒林外史》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士人心态,在深层次上对这一心态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这种心态产生的原因,并且用白描、情感的变化和尖锐的矛盾对比对士人心态给予了艺术性的呈现。对这一心态的批判,不仅促进了当时士人群体的觉醒,而且对当今知识分子也有深远的影响。

摘要：魏晋六朝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上最富艺术精神的转折点,在此阶段内,文学艺术各领域都取得了空前繁荣的艺术创作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与魏晋士人生存境遇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对六朝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细致梳理,进一步厘清士人心态对于文学审美趋向的导向作用。

摘要：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观念,雅和俗相互作用是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明清时期,冯梦龙等人提倡“化俗为雅”,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具有“雅俗兼备”的特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既雅且俗,其情节和人物形象俗套,千篇一律,但在小说艺术语言上体现了作者雅化的努力。才子佳人小说反映了当时士人的救世心态、泄愤心态、自恋心态,这些心态影响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也使得才子佳人小说在批判现实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体成就不高。

摘要：挽歌是一种哀祭文体,其传统源远流长。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命危浅,文人开始大量创作挽歌。这些挽歌是士人对于生与死思考的艺术反映,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文化传统、人生观不同,其心态也表现了多元性。

摘要：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