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支“异军”突起于“五四”新文坛的创造社,不仅在文学主张、诗歌创作乃至小说内容方面惊世骇俗,而且其小说的艺术模式也独标一格。以往对前期创造社小说的艺术研究,成就最高者便是抓住了它的主观性和抒情性的艺术特征。这种研究格局却是不尽人意的:现象特征似乎是找到了,而小说创作模式这个最诱人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却不见了。

摘要：“汤沈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中的重要事件。在这场论争中,汤显祖崇“雅”,而沈璟尚“俗”。通过对《邯郸记》与《博笑记》两部作品的比较,可以窥探出汤、沈在戏曲文本创作理念上的具体差异。同时,从这两部作品的表现内容以及主题思想来看,汤、沈二人又殊途同归,都以作品表现社会现实。因此,又能够顺势挖掘出两位明代传奇大家在差异背后的共同之处——寄寓在作品之中的救世之心。

摘要：林鹏先生自谓“草根”，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而非文学中人”（引文除注明外，皆引自林鹏先生）。然而，他的人格魅力、渊博学识、艺术才情所焕发的光彩，却未远离时人的视线，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瞩目。

摘要：魏晋时期是一个割据混战和政治腐朽黑暗的乱世，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魏晋士人群体性的特质更为突出，对政治的涉入更深。政治斗争的险恶与残酷使这一时期的土人们对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一种普遍的幻灭感。同时，随着名教日益的繁琐化及谶纬化，儒家社会理想与现实政治组织的权力运作方式日益背道而驰，这也使得魏晋土人的儒家政治理想濒临破灭的边缘。于是，一批具有人格自主意识、不甘受礼教思想束缚的土人，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老庄学说，从道家那里寻求心灵的解脱与安顿。汉代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道家思想就此再度进入魏晋人的视野，在催生魏晋玄学的同时，也为魏晋士人的世界观与人生价值观之转变带来深刻的影响。

摘要：中国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精神?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拟以社会危机迭起的明清易代之际为历史背景,以中国君权社会下"士子"超越自身的"献祭"行为为切入点,着重选取其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剧作,试图论述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不可忽视的悲剧精神。它们均以文弱之躯,精英之魂的"士子"为主人公;以国难当头或奸佞当道的危难时刻为戏剧情境,以"献祭"行为作为彰显自己信念的惟一选择,书写了一个个无愧于任何西方悲剧的"崇高"个体,体现了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悲剧况味。这类剧作在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姑且称之为"士子献祭"戏剧,它们作为一独特的戏剧品类,真正凸显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剧之"魂"。

摘要：明代士子眼中的《琵琶记》，是一部格调高，品位高，艺术成就高，自觉关乎“风化”，又给蔡伯喈——读书人“雪冤”的杰作，“诸词之纲领”，但也有瑕疵，比《西厢记》稍逊一筹，有“化工”与“画工”之别。在他们看来，《琵琶记》似应曲坛的呼唤而出，“自我作祖”，完善了南戏的体制，使之由“村坊小伎”一变而成“文人之曲”，功不可没，唯独不该托名东汉贤德之人蔡伯喈，而留下遗憾。明代士子的《琵琶记》批评，为其确立起戏曲史观、建构其戏曲理论，累积了许多宝贵经验。

摘要：张生形象最早出现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经宋至元一直在民间流传。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改造,张生由一个负心之人,逐渐演变为忠于爱情的正面形象,最终在《西厢记》中定型为市民喜爱的人物形象,走向了艺术的成熟。这一形象具有广泛的时代性和社会文化意义。

摘要：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不仅小说创作颇有成就,散文创作也堪称一流。记人散文《老舍先生》是其众多散文中极普通的一篇,也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能够体现汪氏散文＂凡人小事＂的选材特点和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艺术风格。文章通过日常生活小事再现了老舍先生的文人雅士风范,字里行间散发出儒雅名士的魅力,传递出汪曾祺先生浸透纸背的士子情怀。

摘要：在中国卷帙浩繁的戏曲剧目中,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戏剧品类,这一品类构成了中国戏曲中一道别样的风景线。其中,主人公皆为受难的英雄,如比干、屈原、文天祥、方孝孺以及陆秀夫、张煌言、周顺昌等。他们执着的抗争,壮烈的死难,视死如归的凛然大义,难以撼动的节操,构成了极具悲剧性的崇高典型。这些戏剧中的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皆为读书人出身,又皆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们可以称之为"士子"。

摘要：文章通过对历代关羽图像的系统梳理,发现晚明以前此类图像多呈现怖畏之相,而晚明后的江南地区却出现了关羽读书的题材。本文结合文献材料和画面分析认为以上现象的原因在于明中期之后科举进仕之路异常艰辛,江南地区文风鼎盛,士子众多,关羽读书的形象被士子供奉,祈求心理慰藉,正是这样的文化需求下,关羽读书图像开始出现并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