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的传播深刻影响了魏晋社会的思想文化进程,使声律问题从翻译语境中整体移入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结合本属于音乐艺术的"五音"以及文学语言的被发现,最终形成了适用于文学艺术的声律论。

摘要：汉诗从以歌唱为主的歌诗过渡到以意义表达为主的徒诗,导致了原有声律体系的崩溃。但诗歌是韵律的艺术,其体制对声律存在内在的要求。因此,重建声律体系是徒诗本身的文体性需求。在六朝士族文化的引导下,包括声律在内的诗歌形式艺术得到了极大发展,徒诗声律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契机又受到了佛教外力的推动,汉诗声律论迅速成熟并实践化。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汉诗声律化的催化剂,是佛经在汉化过程中,接受了汉诗体制的影响,并对汉诗体制进行了积极调整。佛徒诗人的大量存在,则成为佛教与汉诗声律化的中介。

摘要：“工拙”源于“巧拙”,最早用于评价人物性格的灵巧与笨拙;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的专有名词首见于梁代;声律论的创始人沈约首次以“工拙”论诗,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原则和方法。“工拙”论建构了中国古代艺术新的审美理论,丰富了中国的对立诗学体系,展示了中国诗意美学的意蕴,对古代文学艺术理论和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要：清中叶,目睹花盛雅衰的现实情势,扬州曲家对历史剧创作中的虚实问题、声律论、本色论等重新进行了探讨。深受乾嘉朴学思潮的影响,他们视野恢宏,崇尚汇通,在历史剧创作的虚实关系上,更倾向于剧作家的主观表现,追求主体情志的畅意抒发。他们对当时曲坛音韵混乱的现象极为不满,主张奉元曲为圭臬,力矫流俗之弊,同时对戏曲创作中的文辞化现象痛加指斥,重倡本色理论。其戏曲创作理论是乾嘉朴学与曲学渗透与交融的结果。

摘要：王船山“声情”诗论是个严谨的科学命题。诗歌的语言只有具备了音乐的艺术特性 ,才能更完善地表达人的性情。王船山诗论主张是深植于中国诗论的土壤中 ,发古人所未发 。

摘要：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南朝诗歌很值得注意。虽然这一时期诗歌反映的社会现实比较狭窄,然而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则有重要的进展,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而在南朝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诗)中,尤应注意"永明体"。"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何良俊的《曲论》是明代17种"戏曲论著"之一,其中所蕴含的戏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戏曲文辞的"本色说";二为提倡"情意独至"的"情辞说";三即追求艺术精细度的"声律论"。

摘要：明代何良俊《曲论》是其关于戏曲观点的合集,文字简短,篇幅精小。书中探讨了"本色论""声律论"的声辞理论,判定了作家、作品的优劣,这些都为后世的曲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新世纪之前,学界对何良俊《曲论》的研究尚少,随着学者们不断地深入探索戏曲理论,对何良俊本人以及他的曲学理论著作《四友斋丛说》都进行了细致地评析,整理与分析关于探究何良俊《曲论》的代表性论著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