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甫的七言律诗是杜甫诗歌中较受人关注的一个方面。通过对杜甫七律的声律研究,可以看出杜甫在注意打破原有的声律结构而创作变体七律的同时,也在遵循传统创作正体七律。正体七律一直以来虽较少受关注,但也是杜甫诗律艺术的一个体现。正体七律是杜甫对历来七律形式的一个总结,为七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正体七律的创作以及在声律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显示出杜甫对诗律的精心追求和求新求变的创作态度。

摘要：乐府古题《公无渡河》不断被人在其原诗基础上发挥创作,唐代诗人更是用他们独特的诗歌创作视角将一首抒情诗发展为政治隐喻诗,以“渡河”来比喻经历政治生涯、遭受政治风波。通过分析《乐府诗集》中唐代诗人的作品,从内容与声律两个角度来探究由汉至唐的发展情况,总结出演进规律有:内容主题的拓展——从辞咏本题到离题再造;创作系统的转换——从入乐歌辞到文人徒诗;艺术风格的变迁——从直抒胸臆到委婉含蓄。

摘要：诗言志说是中华民族关于诗学理论的最早经典论述。它应是我国初期诗实践的理论总结，在初始艺术理论中具有相对独立性。诗言志第一次揭示了诗的独特的艺术性格，对研究诗的本质特征，诗文化环境，中国诗歌的音乐性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先导性意义。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偏差，代代相因的有关论述却将这一理论思想的深刻性和准确性给淹没了。本文正是针对以往理论研究的缺陷，而展开对诗言志的重新探讨的。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代，伴随着人们对“诗缘情”的艺术本体的自觉认识，艺术的形式美逐渐获得独立的价值。魏晋人萌生了把诗歌形式分为内形式与外形式的思想。审美情感在“形似”中寻找内形式，语言声律构成文学艺术的外形式。他们对艺术形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学的外形式上，总结出比较完备的声律理论。但由于脱离缘情本体，又导致了声律对情感的桎梏与悖离。

摘要：《替杀妻》杂剧存元刊本。今传诸本皆据以校印 ,偶见误断处。本文检视《替杀妻》之声律 ,依常格断句并标示正、衬 ,辨正诸传本误断违律之失 ,并以窥元人杂剧声律之一斑 :元人对声律规范的遵循并不都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严格 ,此剧不仅借押旁韵 ,而且开闭同押之例多有 ;入声字派入三声读作某声时有不少字的读音与《中原音韵》之见不合 ;句格、字格异谱之曲时有所见。

摘要：汉语诗律的建立使得具体的诗歌作品在产生之前,已经被限制在一个潜在的旋律和节奏系统中,与之共在的还有这一声音系统的特定美学特质——"和",它们对诗歌的声音形式进行了规定。其次,汉语诗律的存在使得汉语诗歌的发生方式产生了根本转变,从古诗之"声依咏"一变而为"咏依声"。此外,汉语诗律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取景框,将世界安置在一个特定的声律系统中予以把握和体会,世界人化了,也律化了。当一个人的世界在以律诗的形式得以呈现的时候,这一世界必定伴随一种既定的,与一种潜在的起伏抑扬的音乐同在。

摘要：中国诗学重赋比兴,作为"诗余"的词传承这样一种深刻的隐喻渊源:于词中抒写情与性,创造象与境,更多地融入作者主体意识与理性思辨,声学与艳科构成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邱世友从词调的体构及字音的声调入手探寻词的声律,指出声律是词化的重要本质,声律及其组合变化以及声调组合变化所构成的扬抑格和抑扬格,均以不同声象呈示心象,体现"立象以尽意"的艺术特质与审美意义。以邱世友声律论为参照进行词学声学研究,可助益于当下词学研究与词作创作实践。

摘要：阴阳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它贯穿儒家的经学与理学，呈现出由宇宙论到本体论、由天道观到心性说的发展过程。儒家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诗歌声律论和文学创作论方面，更是一种“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诗性智慧，使诗人由体验天地生生之德的道德境界，进到全身心融入自然山水的“天人合一”境界。

摘要：作为唐诗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风格称号,“上官体”对一代“唐音”的形成影响深远。他们不但留下了一批颇具新意的诗作,而且有明确的诗学主张来倡导“新变”诗风。通过现存资料的网罗勾稽,可以见出,“上官体”诗学理论内容涉及声律、对偶等艺术手法和情志意兴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体系;从诗风流变的角度而言,已超越了唐初诗风之“学术化”,趋向,而呈现出唐诗风貌的端倪。

摘要：沈璟在戏曲上重视声律,重视元人北曲的成就,遵循戏曲自身的艺术规律,援北正南,以北曲规范为南曲指定格律范式,强调合律依腔,重视法古,对南曲进行律化改造,有效地纠正了当时南戏的混乱和泛滥,完成了昆曲曲体的律化。他强调本色,以语言的质古和古雅为特征,把昆山腔搬上舞台,使文人创作的案头之曲变为可以进行舞台演出的场上之曲,对当时戏曲的通俗化、舞台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与汤显祖相反相成,共同造就了晚明曲坛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