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方言电影迅速发展起来,有关方言电影的废存论争也翩然而至。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电影检查会从“统一国语”立场出发,将方言电影定为“非法电影”,要求取缔。这一禁令1936年开始在华南地区执行。为了维护方言电影的合法身份,1936—1937年间,中国香港电影人发起了电影中的语言的讨论,力证方言并不影响电影民族话语的表达,方言电影也属于“国片”。中国香港电影人对电影中的语言问题的论述显然沿着民族主义的逻辑展开,但受制于殖民地的文化地缘,他们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与内地主流话语并不相同。这次讨论昭示了中国香港电影人在“家国之外”寻求“国族认同”的微妙处境。

摘要：20世纪30年代,随着有声电影的兴起,电影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电影演员的命运以及相关的文化特征、政治功能和艺术成就也随之发生巨变。舒绣文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正是由于国语演员的市场需求,舒绣文才得以走上了电影之路。她"舒派标准国语"进而促进了"现代中国"在"听"与"说"层面的塑造与传播,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想象。同时,舒绣文又凭借着声音优势塑造的"辣女人"形象,超越了男性凝视与国族规训的传统窠臼,争取到了女性形象的主体性表达。舒绣文的成名之路,彰显出电影在有声时代与商业、政治、文化和艺术之间复杂的纠葛。

摘要：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中存在着鲜明的"非感官化"倾向,即批判或限制音乐的感官享受的特性。这种倾向之所以产生,是受到了当时作为客观社会文化语境的声音政治的影响。在声音政治理念的引导之下,"非感官化"从道德、人性、节用三个维度确立起了自身的内涵,同时也展现了先秦声音政治的多元化路径。先秦时代的音乐"非感官化"及声音政治对传统的音乐文化格局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抑制当下过度发展的以快感为中心的大众音乐文化潮流却有积极作用;不仅如此,先秦声音政治的构建路径对于新时代条件下的声音政治拓展也有着极大的启发性意义。

摘要：作为城市中常见的社会文化场所,KTV蜂巢式的空间结构,幽暗暧昧的光线,以及可供消费者自由调控的声音设备,使得置身其中的人群将其当做释放情绪的异托邦。KTV中的声音修饰,可以看作自恋主义的精神文化投射;无调式的声音隐含了现代社会中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挣扎,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噪音”的理解;戛然而止的声音,可谓现实困境击碎异托邦空间的隐喻。通过金钱购买时间来实现空间改造的欲望,可谓当下社会时空压缩进程中拼贴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