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边机构是美国实施大国战略竞争政策的重要一环。美国在联合国对华实施打压遏制政策,是其大国竞争战略的延伸,也是其奉行“美国例外主义”和将联合国“战场化”的突出体现。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及战略界均参与到有关在联合国对华打压遏制政策的设计之中,对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提升作出系统性反应,并重点寻求打击中国的规范倡导、阻遏中国的人才输送、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瓦解中国的伙伴关系。美国的大国竞争政策破坏了联合国正常的合作氛围和运作秩序,加剧了联合国的动荡和分裂,阻碍了全球治理的进程和效能。面对美国压力,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展望未来,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对大国关系的调节功能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摘要：[目的/意义]梳理美国国防部在大国竞争战略下推动新技术转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审视与评估美国国防部新技术转化过程及其效率,分析并借鉴其举措实施效果。[方法/过程]基于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将美国国防部推动新技术转化过程划分为计划、规划与预算,技术开发、融合与验证,新武器生产与部署八个环节三大阶段,并对每个阶段进行价值管理分析,最后以GAO数据的总体评估予以佐证。[结果/结论]美国国防部一系列推动举措并未在整体上优化新技术转化的价值链条,美国新技术装备采办仍将面临“涨、拖”常态。中美大国竞争下,中国应当把握技术追赶的时间窗口,贯彻落实习近平科技强军战略思想,加强国防新技术转化制度的顶层设计,提升军事技术战略规划能力,优化国防技术科研管理,稳步推进国防工业体制改革,加快将新兴技术转化为人民军队战斗力。

摘要：关键矿产资源对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至关重要。近年来,关键矿产领域成为大国竞争新“战场”,各国纷纷加速出台相关战略和政策措施。非洲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关键矿产来源地之一,逐步成为大国关键矿产竞争的重点区域。当前,在大国对非洲矿产品贸易依赖度提高的同时,中非关键矿产品贸易快速发展,自非洲关键矿产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但仍面临基础设施不足、传统安全风险上升、资源民族主义抬头致使主要国家政策法规调整、物流通道隐患以及西方势力抨击抹黑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下一阶段,中国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安全与发展,完善对非关键矿产合作顶层设计,强化制度保障,引导企业合规经营,增加信息供给并加快谋划三方合作。

摘要：[目的/意义]大国竞争下我国企业专利运营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提升专利情报分析与管理能力是我国企业迎接挑战和获取持续专利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方法/过程]在分析大国竞争下知识产权博弈特点和我国企业专利情报管理紧迫性的基础上,从情报分析任务目标、情报获取、情报处理与归类、情报组合应用4个方面提出企业专利情报的分析流程与核心内容,设计了包含数据与资源管理、行为场景管理和变化情境管理3个维度的企业专利情报管理架构。[结果/结论]提出专利情报分析流程与管理架构,为我国企业在大国竞争新情境和新要求下完善专利情报管理系统结构与功能提供参考。

摘要：[研究目的]深入探讨大国竞争视阈下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为国防科技创新提供积极有力支持,促进国家整体保持稳定安全并在大国竞争中积累更多战略优势。[研究方法]从大国竞争、国防科技信息资源、国防科技情报等基础概念出发,综合解构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方式,深入诠释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在大国竞争下更加复杂多变的新特征及其需要把握战略重点的新要求。[研究结论]发现情报信息错综复杂、原有发展显著不足、外部环境日趋严峻等困难挑战,就此构建出以协同多方主体、合理共建共享、创新方式方法、统筹规划设计、优化布局结构等为基本内容的实践策略模型,为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提供基本指导。

摘要：在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大国竞争对传统的经济和技术领域构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传统上由专家和技术人员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被赋予了越来越浓厚的国家色彩。尤其是在代表着未来技术和经济发展方向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标准包括技术产品运行规则的地缘政治化呈不断加剧的趋势。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够赋予标准制定者经济竞争力、地缘政治与安全、价值观念等领域的优势,而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产业的技术标准基本上还处于“待开发”状态,使得这一领域成为主要数字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国际技术标准的发展历史表明,技术设计最好、协作性最强、市场接受度最高的数字技术标准才是最成功的标准,须从地缘政治回归数字技术本身与全球数字治理。

摘要：新冠疫情给美国总体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在以大国竞争为战略转向重心的前提下,美国已在政治动员、作战思想、装备研发、力量结构等各方面开启了应对新兴军事大国的转型准备。这一转型虽有政治指导和军事顶层设计,但由于战略惯性、组织习惯、政军关系、军种政治、军工利益集团等多重因素作用,在重点方向的选择方面始终表现得较为迟疑,缺乏果断的战略权衡、取舍与优化。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和冲击,而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财政、货币及债务收购政策又将进一步增强疫情时期美国国民经济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在中短期内,新的经济金融环境将为美国军事转型增加压力与阻力。但中长期来看,面对新的总体安全目标优先排序、经济基础及军事战略环境,疫情下的经济金融政策影响将可能助推加速美国大国竞争的军事准备与转型。

摘要：为解释组织合作的产生,本文以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同构的相关研究为基础,提出制度同构推动组织选择合作的观点,认为制度同构本身并不提供理性制度设计的各具体要素,因而制度同构实际上是通过新组织向已有组织寻求合作的方式实现的。与此同时,制度同构为组织间合作创设了良好的合作环境,有效解决了组织间合作的潜在障碍,进而在促使组织选择合作的同时,推动合作的不断持续和扩大。就亚投行而言,其成立面临着多边开发银行领域强大的制度同构压力,因而亚投行选择与世界银行合作,参照世界银行的结构框架与制度设计,任命拥有世界银行运营经验的工作人员并采纳外部评估标准,进而实现了亚投行的制度同构,并推动了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合作的持续展开,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释。

摘要：大国竞争正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在关键技术与产业面临限制和打压的环境中,面向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融合创新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关键。高新技术的“卡脖子”特征主要发生在面向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应对重大社会挑战三个层面,是军民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赶超的重大使命。因此,军民科技创新网络需要进一步明确创新网络的耦合关系和网络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职能分配,充分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结合关键技术与产业的创新特征,围绕技术赶超的“原路模仿型”“弯道超车型”和两者相结合的“双元交叉型”三种发展路径进行设计,推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与能力建设。

摘要：大国竞争时代,国会走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前台,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扮演着复合型角色。国会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叙事的构建者,对华科技竞争体系的设计者,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实施的保障者。介入姿态的积极主动、介入内容的广泛、两党持有共识、与行政部门有良好的合作与协调关系是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战略层面的新兴与关键技术的重要性、美国国内对华竞争共识的形成,国会内部的专门委员会与核心“鹰派”议员的推动以及院外利益集团的施压是促使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主要原因。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不仅会改变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决策环境、推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长期化与制度化、增加中国应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复杂性与困难度,而且还可能促使形成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互动上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