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寻找大学治理的“治理优势”,对树立“办好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的信心,将这些“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都具有重要意义。循着中国“治理优势”的逻辑,可以从中探寻到中国大学治理至少拥有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一是拥有稳定的发展预期,可使大学制定出相应长远的成长规划和实现机制,并能获得政府稳定的财政投入;二是能获得集中的政策支持,可使大学能获得来自多个政府部门的协同且有力的扶持;三是能利用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可使大学获得国际学术力量支持并能深度参与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为此,就需要中国大学通过全面深入的自我剖析和改造,不断将自身拥有的“治理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如此一来,才能建构起精准、高效且符合校情的治理体系,打破长期以来在大学治理上形成的心理定势以及“追随模式”和“跟跑模式”,也最终才能以前所未有的雄心打造出大学治理的“中国范式”。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学生作为大学治理最为核心的利益相关体之一,学生参与日益成为大学治理民主化和彰显学生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但在高校治理过程中,学生并未完全参与大学治理,反而面对着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角色固化、权力失衡、渠道不畅、制度不完善等。应树立学生的主体意识,改变原有的角色意识;协调大学治理的内部权力结构;建设和发展学生组织;补充并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健全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顶层设计,从而提升学生大学治理的参与度,切实发挥学生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摘要：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和显著标识。从大学建设与改革的整体运行逻辑上看,大学治理能力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顶层设计能力、资源调配能力、行动执行能力、政策驾驭能力等关键支撑性要素。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人本”“系统”“精细”等基本理念和底层逻辑,着力提升治本能力、治标能力、精细化治理能力和共同体价值整合能力。

摘要：机构是维系大学组织运转的基本功能构件,也是大学治理能力得以体现的、最具稳定性的组织力量。从西方引入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其不断周延的行政主体概念,使大学的主体从一元的“行政主体”,延展到多个“权力主体”乃至多元的“治理主体”;也使大学的机构设置易陷入“主体”困局及其逻辑牵引下的改革困境。实现大学治理的“中国之治”,大学机构改革需要转换思维,即转向具有统合性理论特质的整体—设计思维。基于“整体”,大学有且只能有一个主体或行政主体,校内的其他机构都是向其负责的职能部门。大学应注重整体效率和个性化需要的“链条式”协同管理。重在“设计”,大学所具有的非线性、多要素相互耦合的特点,意味着不仅要有创造性的机构布局,还要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及流程设计。

摘要：大学学科的知识生产经历了从学科自治下的知识生产模式1向“三维螺旋”与“行政主导”下的知识生产模式2再向多元主体与多方共治下的知识生产模式3的转变。伴随着大学知识生产向模式3的转型,我国大学学科行政主导的治理方式面临着制约多元主体作用发挥、难以适应学科要素发展、影响学科文化体系重塑等现实困境。基于此,在我国大学学科治理方式改革中,应积极呼应知识生产模式3的现实需要,优化多元主体参与学科治理的顶层设计、构筑差异化和个性化的学科治理方式、打造传统与创新并存的学科文化体系,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摘要：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关键少数”,即那些胸怀“国之大者”且懂得“大学之道”因而称得上“教育家办学”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关键少数”成长不易,需为其转型与成长创造条件。其一,现代大学治理是一个复杂且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现代专业”,走上大学领导岗位的专家学者只有“以治校为志业”,沉下心来,重新学习,方能逐步进入角色。其二,大学校长一旦任命,就不应轻易变换,更不应频繁调动。其三,“关键少数”是稀缺资源,卓越的大学校长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理当珍惜、善用。应加快大学“去行政化”进程,在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制度与机制的变革方面有所突破。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多方面嵌入、多主体赋能、多维度黏合与全方位融通,有利于大学内部治理形成“利益共享”的矩阵式结构、“多元协同”的主体性复归、“上下互通”的扁平化体系与“价值理性”的制度性保障。然而,囿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过载、盲目崇拜、伦理风险与价值局限,也容易造成大学内部治理的价值危机、削弱主体地位、淡化过程体现乃至异化目标与手段。为进一步推动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通过加强基础设计,细化人工智能嵌入大学内部治理的规章制度、系统规划与操作方案;强化动力支撑,夯实人工智能嵌入大学内部治理的数字基建、技术环境与配套机制;创新内在驱动,加强人工智能嵌入大学内部治理的主体素养、组织协同及项目合作;强化保障机制,促进人工智能嵌入大学内部治理的资源共享、长效变革与整体建构。

摘要：大学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大学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治理效率的提升是实现更高水平大学治理的关键所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逻辑、知识本位的学术逻辑、服务社会的市场逻辑和革新发展的历史逻辑等多重驱动下,生成了大学治理效率提升的现实论题。提升大学治理效率,需以培育现代化大学治理思维模式为前提条件,培育过程性、整体性、多元式、文化性思维;以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化大学治理结构为变革核心,构建党政分工合作共同负责、教授治学、学生民主参与、政府引导和监督、市场机制调节的多元治理结构;以加强大学治理制度设计为基本保障,全面加强大学治理法律体系、大学章程、大学内部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建设。

摘要：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摘要：大学治理法治化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大学治理法治化以促进大学依法独立自主办学和学术自由为根本目的,是对大学公域公权力之间、公权力与集体性或个体性自由权利之间协调互动的规范化、制度化、合法化建构。其基本价值目标在于秩序有度和实质自由。在秩序与自由的合理张力中,大学治理法治化需要运用硬法软法相互结合的开放视野,理性选择和设计相应的法规范创制、实施等机制,推动大学公域的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