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的后代,英国犹太裔剧作家汤姆·斯托帕德在最新剧作《利奥波德城》里首次深入反思了大屠杀与艺术的伦理关系问题。此剧以虚构家族自传的形式,在科学、哲学、艺术这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上探讨与大屠杀相关的时间与责任主题。剧作家追问大屠杀与现代文明的因果关联,以家族群像表达对失忆的自责,并通过艺术自省探索大屠杀之后艺术承担社会责任的可能性。虚构家族自传《利奥波德城》创造了一种超越自我的剧场时间动力系统,以列维纳斯伦理现象学意义上的剧场存在事件,激发观众对大屠杀历史的隔代见证和对未来的伦理思考。

摘要：本文分析了大屠杀的话语背景及其在西方电影中的建构过程,概括了大屠杀电影的关键情节和象征,通过对大屠杀电影引发的历史争议及其表述策略的差异,对大屠杀影像带来的美学-伦理问题进行反思,提出分析大屠杀电影的现实意义。

摘要：由于语言及艺术形式自身的局限,要想通过艺术手段来再现创伤性历史事件,是相当艰难的。其中,纳粹大屠杀因其极端的残酷性及其对记忆的系统抹杀更是对艺术再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古鉴今的责任要求艺术家知难而上,想方设法再现这些历史创伤。总体而言,这些方法可分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两类。本文以乔姆斯基的《大屠杀》和雷奈的《夜与雾》这两部影视作品为例,探讨前述两种手法在"再现"历史创伤时所具备的优缺点。本文认为,现实主义手法能够栩栩如生地重现残酷可怕的场面,但它始终是虚假的、煽情的,也容易将苦难琐碎化。相比之下,非现实主义手法则能够引导人们超越画面,追究历史事件的根源。

摘要：石黑一雄的长篇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从书名到故事背景和语言表达都颇具奇幻色彩,但这部采用"陌生化"叙事策略的作品本质上是一部"仿古喻今"的小说,散发出鲜明的时代质感。石黑一雄以阈限奇幻为媒介,借助象征和隐喻等艺术手法,谱写出了一则"迷雾"意象中的现代寓言。小说中具有多重指涉的隐喻引导读者参与文本想象和历史重构,再现了后现代语境中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性和创伤性都被话语权力所含纳乃至颠覆的危机。作家以其创作自觉和独特的叙事艺术,通过探讨国家和社会中的种族冲突、集体记忆、历史创伤等议题来揭示记忆的政治性,凸显出对时代现状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摘要：《南京!南京!》的叙事视点处理混杂、跳跃而混乱,人物行为逻辑难以追寻,主题意念离散。影片的叙事肌理充满了一种抒情的夸张和改变历史、随意说出自己解释的强力态度。这可以从导演在视听语言和叙事方法两个层面对于杂耍蒙太奇的偏爱看出来。今天带着简单的、毫无怀疑的态度去写小豆子这样的少年兵上战场英勇杀敌,是失却了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在重复生产一种陈旧、可怕的战争观念。

摘要：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是博物馆建筑与展览设计的一个经典案例。本文着重分析了博物馆建立的历史背景、空间象征、展览叙事。博物馆以"受难者"与"目击者"双重身份的叙事策略,巧妙地讲述了大屠杀事件,并通过象征手法,将大屠杀这一欧洲事件融入美国身份政治和国家历史的建构中。

摘要：库切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自出版以来,女主角科斯特洛将人类屠杀动物类比为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耸动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屠杀之后如何写诗"是库切在这部作品中观照后奥斯维辛时代文学出路与突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思维支点,浸润了他对众生苦难、人性本质与文学书写的深刻省察。《动物的生命》和《邪恶的问题》这两个重要讲座通过展现科斯特洛置身于各种未定、矛盾情境中的感知崩溃与自我反诘,聚焦启蒙理性的宏大叙事,尤其是大屠杀特定历史语境所衍生的极端恐怖和绝对邪恶,在震荡人类想象和伦理阈限的过程中凸显后现代小说艺术的创伤内核与表征悖论。

摘要：20世纪80年代后,杰弗里·哈特曼更多地关注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在主张赋予审美以其应有的尊严的同时,也反对文学研究对社会学的过度忽视。因此,他以大屠杀研究为突破口,将维护艺术自身形式要素特征和杜绝艺术麻痹不仁的防御姿态结合起来,选择了证词录像作为再现大屠杀历史的方式。作为一种证词文学,或者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叙事,证词录像既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称的客观真实,又克服了现代媒体文化带来的思维和精神惰性,以艺术的真实和想象唤起大众对外在世界的强烈感受,从而实现了其独特的述行功能。

摘要：1987年，阿瑟·米勒出版了他的自传《转折时代》（Timebends），书中谈到二战后不久他对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巴里的访问。在一条曾经被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占有的沿海马路上，他遇到了好几百个从纳粹死亡集中营里出来的犹太幸存者。他试图用依地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和德语混杂的语言和他们进行交流，但对方的反应普遍冷漠。他走在他们中间时也感到了明显的敌意。用米勒的话说就是，“他们对我的问题毫无兴趣，也不能从我这里为他们自己找到任何帮助，哪怕仅仅是为了永远离开欧洲这块墓地而获得一张去巴勒斯坦的船票。”

摘要：以批评家知名的乔治·斯坦纳实际上更侧重文化、宗教、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边缘问题,纳粹大屠杀则是其评说西方人文主义与高雅文化的主要视角。在揭露人文主义与野蛮暴政的共生关系时,斯坦纳将大屠杀视为西方人文主义和伟大文化的普遍失败,进而严肃质疑文学/文化的价值在于促进个人和社会道德观念的传统观念。尽管他没有完全澄清人文主义不能导致人性化、不能制止暴力和屠杀的根本原因,但由此提出了文学/文化还有什么价值、西方的未来又该如何规划等当代文化思想不能回避的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