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人章学诚于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叶瑛先生注曰：＂司马相如有《大人赋》,有似‘谈天’;又《子虚》、《上林》,有似‘雕龙’。＂

摘要：魏晋虽是小赋极为兴盛的文学阶段,但大赋也受到时人的重视,不断出现名篇,甚至在某个时段占据过赋坛的主导地位。其题材内容、创作倾向、艺术表现等方面对汉大赋传统有所拓变,同时,对其他文体的创作风貌也有一定的影响。

摘要：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是在武帝时形成的。其形成原因既涉及统治者的文艺爱好、国家文化需求,更与武帝解决藩国"政治-文学"集团问题的政治策略相关。赋选虽是一种地位较低的仕进杂选,但它对无法以正途仕进的下层士吏具有重要意义。赋选既为大赋的繁盛提供了机制性动力,更对大赋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赋选借赋观才的目的使大赋注重炫示奇难字词、名物闻见;以辞娱主的追求促成了大赋的全面铺陈;尊崇君王的文事书写原则使大赋以颂为主,并精心设计"讽谏"部分,使之具有"讽""尊"双重意蕴向度;以天子生活、意志为观照基点的作赋意识导致了大赋文本的宫廷化特征。

摘要：本文拟从宏大、奇异、绚丽三个艺术美特征入手，对汉大赋在结构体例、内容形象、表现手法、语言色彩、整体风貌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论述，挖掘其内蕴和价值。

摘要：司马相如的大赋较之枚乘《七发》,表现出重要的新特点。如铺陈方式上按空间方位和事类进行铺陈、辞藻的瑰怪和语汇的繁赡以及总体风格的诡奇之美。其铺陈方式的成因,与先秦时期《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地理类著作的影响相关。而辞藻和语汇方面特点的形成,首先与汉代普遍重视小学教育的风气以及巴蜀地区的小学传统有关,其次与汉大赋所要描绘的对象世界的特点相关,同时也与司马相如本人的刻意求奇倾向密不可分。至于司马相如大赋风格的诡奇之美,则是受到了巴蜀地域文化特色以及蜀人精神特质、审美取向的重大影响,同时也不可忽视大汉时代精神的影响。

摘要：对于汉大赋的"曲终奏雅",前人提出了诸多看法,但都未能揭示它的本质。据实而论,大赋创作的"曲终奏雅"纯粹是一个幌子,它的真正目的乃在为大赋创作的情感宣泄、才藻驰骋提供一件合法的外衣。也正是借助这一外衣的掩护,大赋创作追求极致的趣尚才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伴随着这种"曲终奏雅"式的结尾的消逝和"首尾一贯"式的大赋创作的兴起,两汉大赋的艺术成就也即迅速衰落下去。

摘要：艺术创作是充沛生命力的张扬与释放。汉代赋家在创作的迷狂状态下,以巫性神幻思维观照世界图景,由"神"赏"幻"、由"幻"致"神",使平常事物闪耀出神奇光芒,使现实世界充满魔幻色彩。他们将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内心深处蕴藏的异乎寻常的原始动力移向大赋创作,创造出一个生动激荡的精神世界。

摘要：汉代雕塑可谓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用于质朴简练的手法,浪漫恣肆的构思,奏响了充实丰盈、郁勃奔放的汉代大赋。在众多雕塑类型中,又以劲健雄浑的纪念碑式的镇墓石兽为代表。

摘要：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

摘要：“赋者,铺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者也”。赋体文学的生命本质即在于铺陈。无论两汉的体物大赋或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都以铺陈作为自己的生命本质和根本艺术表现手法。然而,铺陈虽然是所有赋体文学的本质特征,但由于赋的题材内容及其体裁的不同,其铺陈的手法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拟从纵的方面以体物大赋与抒情小赋的比较、抒情小赋与同类或同题诗的比较看抒情小赋的铺陈特点,此外,对于骈体抒情小赋,本文拟从横的方面对其内在规定性(受情感抒发的制约)和外在结构方式两方面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