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摘要：大部门制改革的实质不在于职能整合或职权分解,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促使决策权集中化,确保政策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中国大部门制改革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政策协同的结果,也是降低协调成本、构建决策中枢、精简政府机构的内在要求。大部门制改革的整合机制主要有机构合并、执行分立、议事协调三种模式。这一改革既要利用"改革之窗"推动机构重组,也要基于现实问题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并通过地方层面的政策试验积累改革经验。

摘要：在当前关于实施大部门制的各种讨论当中,对实施大部门制的本质、根本目的、实施路径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存在五大误区。本文针对这些误区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实施大部门制的本质是政府组织架构调整与运行机制再造的统一;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实施大部门制的根本目的;转变政府职能与实施大部门制是双向制约、双向推动的关系;实施大部门制的推进方式必须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中外实施大部门制有共性,但中国实施大部门制也有其独特个性。

摘要："大部门制"是由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率先探索并逐步实行的一种行政管理模式。其主要优势是: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企和政事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能;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决策效能;有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有利于精简机构和人员。实行大部门制应当坚持职能有机统一、公益治上、法律规制等基本原则,并遵循通盘规划、顶层设计,上下并举、试点先行,目标明确、稳步推进的基本思路循序渐进地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摘要：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影响全局,带动各方的关键性作用。优化政府结构,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需要在不同的改革阶段制定出相应的改革对策,即系统制定改革前导期预制的应用型对策,改革推进期量制的结构型对策,改革深入期特制的攻坚型对策,改革完善期定制的调谐型对策。如创建"行大略—破小题"、"施简策—化繁题"、"择易术—解难题"等创新型攻坚对策和一系列配套改革对策。大部门的数量规模最终应设计控制在20个左右。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与组织结构设计是:按照市场经济运行对政府机构设置的一般要求、行业属性与部门特征的类同程度、发展战略与重点布控的协和关系进行整合优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架构模式。

摘要：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如何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如何破解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如何认真总结改革试点经验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自本期起，增设“大部门制改革”栏目，专门刊登大部门制研究与实践方面的文章。

摘要：大鹏新区成立以来,就不断实践大部门制改革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实践证明,改革是符合大鹏新区发展需求的,因地制宜,体现出地方特点。进一步深化改革,把推动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作为主要改革内容;正确处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的关系;注重大部门制改革与简政放权相结合;以法制建设作为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重要支撑;把复合型人才培养与专业化能力建设结合起来。

摘要：大部门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调整。推进大部门制改革,需做好顶层设计才能统筹协调;借鉴国外经验才能少走弯路;做好改革的配套支持工作才能深入推进;中央与地方相互协调才能整体联动。

摘要：大部门制是近年来行政改革的“标签”。2008年至今，地方层面的大部门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大部门制改革在地方实践中呈现出激励不足和循环往复的问题。为了证明大部门制的有效性，基于组织设计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基于新公共管理摒弃官僚制的无缝隙政府理论，抑或基于“后新公共管理”的整体政府理论，都被挖掘出来作为大部门制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表面上看都支撑大部门制改革所意图实现的结构和价值功能，但内在逻辑却截然不同甚至相悖。针对大部门制这一部门型式，更应从组织结构理论角度证实或证伪相关改革命题，而不是用无缝隙政府、整体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蕴含价值判断的改革浪潮作为支撑。如果不深入组织结构理论去探究大部门制的坚实基础，只寻求宏大理论中似是而非的外部相似性。将可能导致地方大部门制改革因缺乏理论支撑而出现反弹。

摘要：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基于计划体制下"专业分工—行业分类"理论基础上的文化行业结构与信息社会基础上的市场一体化对称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不相容。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文化科技体系应用于传统文化行业系统,瓦解了计划体制下传统文化行业的技术基础,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行业系统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进一步适应数字技术所支持的巨大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平台技术的特点,正在加速实现对戏剧技术、出版技术、广播电视技术的替代与覆盖,业已进入到数字技术整合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而形成一个以数字生产、数字分发传播和数字消费为基础的大文化行业的历史性"拐点"。建立以大文化部为基础的大文化行业系统,体现了国家上层建筑对于科学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调整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