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代宫廷设立"四夷"乐官与"夷夏"观念有关。"夷夏"本非族称,其称谓源于古老的贡纳制度。"夷夏之辨"只是以"斗极崇拜"为根据的传统"中国"观念或"天下"观念的反映,它喻示了礼乐因袭的传统及中国文化多元熔铸的基本模式。

摘要：颜之推《观我生赋》具有鲜明的夷夏之辨,反映出南北朝后期民族间政治与文化的碰撞。贬夷表现为对北朝鲜卑族文化落后、人心狭隘的不满,尊夏表现为对南朝故国、文化的无比留恋。作品表达亡国之辱,抒情低回、吞咽而重节制;抒发人生困顿则委婉、深沉、坦诚。

摘要：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问题不仅影响了佛教传入中国,而且在中国古琴文化史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先秦时期儒、道音乐观所奠定的对音乐礼乐教化功能的重视与德性伦理内涵的赋予,使得古琴不再仅仅作为乐器,而是以承载着中国之道的"道器"身份呈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的传入遭遇了夷夏之辨在音乐文化上的争议,这其中既有双向性的华、梵互相排斥,也有共同的互相学习的交融现象,既丰富了中国琴乐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琴乐理论,并在古琴文化的发展中呈现了儒佛道合流现象。中国佛教琴乐是佛教中国化的一部分,较之于佛教义学的中国化,其既在理论形式上有着"义学格义"与琴乐"移植"现象的相似性、义学的佛化儒道经典与琴乐"嫁接"现象的相似性,也有着在理论内容上共同的儒家伦理化与道家、道教审美上的相似性;以及,在二者中国化的进程展开、理论建构的理性与音乐的感性直觉方式、佛教中国化的地位与面对对象上都有着明显不同。

摘要：阿嵯耶最先见于云南地方史料《南诏图传》,但从史源、史料真实性、南诏佛教具体内容等方面来看,不能认为《南诏图传》所说是真实的历史。从南诏历史来看,南诏具备强大国力和独立政治后,欲与唐约为兄弟或舅甥,却被唐中央根据《春秋》大义,要求像以前一样向唐奉表、称臣、贡方物。南诏为了使自己较以前有更高的地位,一方面淡化其受唐朝支持和受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表达南诏与印度文化有密切关系,以便抗衡汉文化。阿嵯耶是南诏在试图建构足以抗衡汉文化的文化体系时创造的"梵名",是南诏处理其与唐关系时,力图争得与其国力相当的政治地位而创造出来的洋标签。

摘要：在中国绘画史上,元朝是鞍马画极为盛行的时期,许多画家之所以能入仕元朝与他们的鞍马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出仕元朝的画家一直受到当世和后世的非议。本文拟以赵孟頫、任仁发家族为例,对出仕元朝画家及其鞍马画艺术进行探究并给以公正的艺术评价。

摘要：輪王治國思想得之於大乘佛教慈悲思想和貴霜王朝政治實踐的相互結合,其在中土傳統王權觀之外提供了另一種政權合法性來源.自後趙始,轉輪聖王治國思想獲得胡族政權的認同,成爲胡族政權實現“君臨諸夏”的意識形態工具;自北凉始,石窟成爲輪王治國思想最好的表法載體.水泉石窟主尊的“兩佛并立”模式和胡靈太后的佛教政治理想相關聯,北響堂“高陽三窟”的輪王坐姿正是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表法符號,也和北齊文宣帝的佛教治國方案密切相關.遵循“從觀念到禮俗倫理到藝術遺存”的思想史研究路徑,本文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如果大小乘佛經是同時傳譯的,大乘思想如何在中國中古早期獲得傳播并扎根,最終成爲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建構和定義了中國文化.

摘要：在清初朱子学者群体中,吕留良的政治思想激进主义色彩最为突出。具体说来,在君民之辨上,他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庶人与天子同本”;在王霸之辨上,他抨击汉唐制度,认为“三代以下无善治”;在夷夏之辨上,他固守《春秋》大义,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在吕留良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君民、王霸、夷夏之辨本质上是公私、义利、文野之辨,它们分别指向政治权力的来源、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政治活动的宗旨。并且这三重向度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吕留良政治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发扬了先秦儒家的民本传统,开拓了宋明理学的外王面向,还在于他从反抗异族政权的起点,走向了解构君主专制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