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坐歌堂”是湘南阳明山系瑶族聚居区的一种民间习俗,作为口头表演艺术,具有固定的程序、套语、比喻性的语言、平行关系、对表演的否定等口头表演艺术特点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特征。瑶族民众乐观、坚毅、勇敢、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伦理精神,以及高度的文化认同感通过这种表演得以延续,受道德支配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表演以艺术的方式得以实现。保护和弘扬“坐歌堂”文化,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与传承,建设瑶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摘要：“花儿”这种民歌,是群众即兴口头创作的,它与文人写诗有着很大不同,它的创作不用笔而用口,不是写而是唱。创作的目的不是叫人去阅读、去歌唱,而只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激情,所谓直抒胸臆、出口成歌。歌唱出了,它创作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从没想过要发表、出版和传播。至于民歌搜集者把它原本原样记录下来,二次转换成文字、歌谱形式予以传播,都与它的原创者的创作动机与目的,风马牛不相及。

摘要：本文尝试以派里-洛特的“口头-套语”理论对变文中频繁出现的习套词组作系统的观察与分析。

摘要：乐府诗作为音乐、舞蹈等综合艺术的文本留存,其语言形式与歌舞表演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相对固定的套语。这些套语有的是出自演员与观众互动的需要,有的是出于表现方便的需要,有的音乐结构的留存,包含着大量的表演信息。只有回到乐府的表演形态,才能对套语乐府诗这一体式特征有所理解。

摘要：用典是中国诗歌的重要特征,早在先秦时代已开始萌芽,当时的用典以直接引用为主。春秋时代的赋诗奠定了以切合情境为主导的用典原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用典超越了径引成语与史事的阶段。随着成熟的文人诗出现,用典从“套语”中挣脱出来,典故与原文语境的关系也变得密切。诗人由“引事”而“用事”,致力于以自己的语言运化典故,使其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用典水平成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指标。典故并不是封闭的“资料库”,而是能通过衍生、扩展、转移等方式与时俱进的有机系统,使古典诗歌长久保持活力成为可能。

摘要：“非遗”与“自媒体”的联姻既导致传统音乐表演语境、艺术形态与文化象征隐喻的变迁,又造成“演—观”主体互动交流空间的再生成或重构现象。“非遗”语境中的自媒体转向主要呈现出两个阶段:即表演文本的重构与重构的表演文本。第一阶段是“非遗”表演的建构过程,第二阶段为“非遗”表演生成的产物。表演过程主要由“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两种因素构成,前者侧重于表演者的“即时性”构建,后者注重乐舞生成过程的“惯常性”呈现。以原样重复或变化性反复的音乐与唱词结构形成的“套语”形式(程式性)是传统音乐(尤其南方族群)表演构建的主要特征之一。音乐表演过程中“演—观”两个参与主体的互动效果与音乐文本内容的解读多是与表演“语境”有关,它不但是一种“言说”模式,而且更是象征隐喻链条生成的意义之场。

摘要：在《诗经》中，一首诗各章之间语句叠复，或一句、或数句的句式相同，文字不变，或句式相同而文字略异，但各章内容却大致相同，这就是诗歌理论所称的“套语”，或称为复叠。《诗经》特别是《国风》中的许多篇章经常出现这一语法修辞情形，可看作是《诗经》艺术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摘要：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高度表达作者个性与内心世界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评论传统中,"知人论世"成为基本的评判准则。与之类似的,"赋诗以观志",即通过诗反观或推测作者的情感、品格与境遇,也反映了远离当时创作环境之人试图接近诗歌"初始"面貌的努力。然而,诗与人之间联系的相关度与可靠性并未得到深入的考量。在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一系列先唐古诗(包括乐府)中,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异文将使后世"一字千金"的评价显得暧昧可疑;另一方面,频繁且几乎以固定模式出现的某些套语迫使读者不得不重新思考从文本回溯到创作者或时代背景的努力能否达到。因此,"诗可以观"的古老理论面临着双重考验。

摘要：本文以《周南.芣苢》为例,从“歌”的角度,对《诗经.国风》的艺术特质及其艺术成就作出分析。文中认为,《诗经.国风》从本质上是用来演唱的“歌”而不是用来在案头阅读的“诗”,它与传统的文人诗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并在长久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诸如章句的重复,套式、套语的使用,中心词语的锤炼,情景的推进等一系列“歌”的写作(演唱)技巧。从“歌”的角度来研究《诗经.国风》,可以更好地认识其艺术本质,解释其艺术审美的奥秘,探索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发展的规律。

摘要：文章《从碾玉观音》入手 ,分别从传统雅文学的渗透 ,《碾玉观音》的时间表现艺术与空间表现艺术 ,套语与活泼口语几个角度 ,分析、揭示了宋话本文学的叙事美学特点 ,并对其成因作了扼要的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