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凡达”系列电影因其别出心裁的设计、震撼视听的奇观而成为时代经典。本文从人本主义地理学关键概念“恋地情结”来对该片进行尝试性解读。“恋地情结”(Topophilia)由美国诗人奥登(***)1948年最早提出,随后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将其用于空间研究[1],再后来美籍华裔学者段义孚(Yi-Fu Tuan)在其专著《恋地情结》里对这一概念做了系统性发展.

摘要：但是，神佑的岛屿，祝福你，孩子，我从未见过受神庇佑的人。如果问“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句话是谁说的，许多读者都会回答“济慈”。然而济慈并不曾说过这类话。这是济慈的诗作《希腊古瓮颂》中的句子，是他对某一类艺术作品的描述和评论，这种艺术作品刻意回避了当下生活的的罪恶和难题，或日“极度悲伤和烦忧的心灵”。譬如，古瓮描绘了山城堡垒，以及其他美景；它并未描绘战争，而堡垒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战争这种罪恶。

摘要：石灰岩风景在英语诗人奥登的诗学生涯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如果说该风景在他童蒙时期承担了现实层面的玩乐空间和想象层面的神圣世界的双重功能的话,那么从少年习作期到艺术成熟期,该风景的地质结构、矿石特性和矿藏量有限性便成为“我们全体的象征”。他觉察到这是一片兼容了瑕疵与完美、变化与恒定等诸多二元关系的“真实的人类风景”,从而将之转化为人类处境的核心喻体,丰富了以华兹华斯和里尔克为代表的两类风景书写传统。

摘要：英国诗人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为伦敦集团剧院创作了诗剧《死亡之舞》。通过戏仿欧洲中世纪的死亡之舞,奥登在剧中邀请观众一同参加了一场中产阶级的狂欢之旅,并预示其覆灭的必然结局。本文以该剧在舞台艺术表现上的实验性为切入点,分析戏剧表现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人物塑造的个性化与群体化,以及意象呈现的象征性与反讽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死神作为引领者、创造者和毁灭者的多重形象,本文探讨了《死亡之舞》对传统戏剧的继承与背离,以及英国中产阶级在30年代多重意识形态冲击下的迷茫之旅。

摘要：奥登伯格环境雕塑的创作受波普艺术的深刻影响,＂波普艺术＂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英国兴起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它与之前的所有现代主义流派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再以精英的态度排斥大众文化；而是把大众文化作为自己主要的艺术资源加以对待。波普艺术的出现反映了西方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对艺术的深刻影响。波普艺术催生了波普美学一种——“大众美学”，受惠于消费品、科幻小说、电影与广告塑造的大众文化。

摘要：W．H．奥登作为对穆旦、杜运燮等西南联大诗人有重要影响的英国诗人，其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然为学界认可，但奥登的诗歌除了“机智”、“俏皮”等特点为部分学者注意之外，其丰富的诗歌特质仍未得到充分关注。对于深入解读西南联大诗歌群体的文学创作活动而言，接近“真实”的奥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威廉·燕卜荪的引介无疑是联大诗人们认识奥登的最初途径——燕卜荪对奥登的介绍，不仅仅让这些联大诗人们认识了英国现代主义诗歌，而且直接引发了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实践，使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纳入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格局，并对中国当代的诗歌创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摘要：奥登在成名之初表达了对"介入的艺术"的希望,认为诗歌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让历史站在善而不是恶的一边。后期奥登在自我反思中全面清算了早年的政治化写作,认为诗不是"介入的艺术",而是"道德上的指引",承担的是教诲的伦理功能。诗歌的教诲不仅在"道德层面"上见证真相,还在"技术层面"上通过审美过程力图超越现实生活,在结构和形式上构成一个艺术伦理寓言。每一首成功的诗歌都是一个"语言的社群",其伦理走向是一个潜在的共同体,一个无限接近乌托邦的体系。

摘要：＂日常之物＂,浸润于人们日常生活,因屡见不鲜而平淡无奇。然而,日常之物一旦进入艺术进而艺术化后就具有了迥然不同的张力。2013年5月2日,在香港尖沙咀维多利亚港,因一只巨大的黄色橡皮鸭摇晃着滚圆的身体,繁忙的都市景象即刻幻化为一抹愉快的童年回忆。这只让人们＂一秒钟变轻松＂的黄色鸭子,诞生于艺术家弗洛伦丁·霍夫曼之手,游遍了大半个地球。

摘要：奥登认为,诗人在定位自己的社会位置的时候,一方面要警惕华兹华斯式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要看清雪莱式的"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的局限,妥善处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线。诗人既是生活的人,也是写作的人,他要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类的普遍处境敞开心扉,通过艺术的手段传达他的独特体悟。因此,"公共领域的私人面孔"是个安全的位置,能够确保诗人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同时,与时代之种种变迁共命运。

摘要：路德维希艺术基金会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MUMOK），举办了一个克菜斯·奥登伯格早期作品的重要展览：“克莱斯·奥登伯格：60年代”。这个展览将在欧洲和美国的四个城市巡回展出，展出奥登伯格在这个时期重要的装置和物品，米歇尔·罗贝奇观看了这个展览。马丁·弗里曼在多年里一直认为，这个时期反映了奥登伯格对老鼠博物馆的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