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校教师具有人力资本长期积累性、边际报酬递增性,对人力资本补偿的预期也较高。高校教师的工作具有多任务性、难以观测性以及各项任务间存在关联性。根据这些特点,对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了拓展,建立了高校教师关联性多任务多阶段委托代理模型。研究表明加大对可观测任务的激励可以激发教师在该方面的努力,同时,由于各任务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只要激励机制设计适当,也会激发教师在难以观测任务方面的努力;采用动态激励方式,双方会走出博弈的困境,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业绩报酬和工作监督成正向变化趋势,因此激励要采取过程和结果兼顾的方式。

摘要：二手房投资者设计合同来激励中介公司,应考虑到自身房产的实际价值,中介公司的资质能力和外生随机变量影响等情况。在外生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下,投资者和中介公司的委托代理模型,并在外界不确定的情况下,引入新的变量,对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

摘要：针对当前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从经济、社会、管理、政策等方面分析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各种因素,建立了会计监督机构与核算机构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这些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监管机制设计,最后给出规避会计信息失真的建议。

摘要：高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是新农村建设、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和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重要前提。劳动力培训作为公共事业,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在培训工作中上下级政府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下级政府隐藏行动和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从而降低培训质量。通过对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委托代理模型,设计科学合理的监管指标,有利于规避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在使用这些指标中应注意几方面问题:充分考虑不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代理关系中对下级政府的奖惩;财政支出应采取竞争性原则;切实把握监管指标间的内在关系;建立就业跟踪系统。

摘要：发电企业经理承担着降低发电成本和减排成本两个任务,经理在这两项任务上的努力结果关系着企业效用的实现和自身的报酬。发电企业作为委托人,企业经理作为代理人,建立了多目标、非线性的委托—代理模型,设计了发电企业为激励经理努力工作的合约,并通过求导计算及MATLAB7.1软件作图,分析了影响经理分享企业产出比例的因素,得出委托人的效用与代理人两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并不是严格上的一致,以及努力成本系数对激励水平的影响的结论。

摘要：借鉴因决策者过度自信而导致众多知名企业"大起大落"的案例经验,同时考虑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与社会的多任务要求,在传统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突破以往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人假设,在所有决策人都有过度自信倾向的现实背景下,引入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双边过度自信特征,求解并分析了在此情境中次优与最优规则下的契约设计。与以往单任务单过度自信的结论不同的是,当委托人与代理人对一项及两项任务的有利环境拥有较高过度自信时,代理人会产生高激励期望与高努力对应委托人的低激励与低努力认可;当双方对不利环境拥有较强过度自信时,委托人会提供高激励与高努力期望对应代理人的低努力与低可接受激励。

摘要：在在线支付产业价值链的研究基础上,设计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在信息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商业银行和企业如何订立优化合约,以及企业如何对商业银行选择有效可行的监督力度。结果表明,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商业银行进行网银支付业务的努力水平,取决于这种努力能够带来的对吸收存款成本的降低值,最终达到企业与商业银行利益的协同,实现共赢。

摘要：针对信息不对称下按需服务平台同时拥有兼职与全职代理人时的动态激励问题,以平台服务商誉为状态变量,建立动态的委托代理模型,运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平台及代理人的均衡策略,通过参数分析和对比分析得到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平台由单一兼职或全职代理人转变为同时拥有两类代理人时,代理人的服务努力水平均会降低,平台对其激励强度应提高,平台向兼职代理人收取的担保金和向全职代理人提供的固定报酬随代理人对平台激励契约的敏感性而不同;且平台在三种模式下的最优服务努力投入并不相同。通过数值仿真发现,单一兼职代理人模式下按需平台收益最优,而全职代理人模式下按需平台的盈利能力最弱,同时拥有两类代理人模式时按需平台的收益次优。研究结论可为按需平台设计动态激励契约提供一定的参考。

摘要：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管理者和股东是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在签约前和签约后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只能获得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这使委托人必须设计一个激励合同以促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一个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摘要：以价值共创背景下核心企业主导型众创空间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政府参与下核心企业与入驻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别探讨了核心企业单独激励、政府协助激励以及政府和核心企业在激励基础上进行监督三种情况下核心企业的激励监督机制设计问题。研究表明,与核心企业单独激励方式相比,政府协助激励方式下,入驻企业的努力水平提高,核心企业收益增加;就协助激励方式而言,政府参与激励和监督对提高入驻企业努力水平和增加核心企业收益更为有利。因此,核心企业应积极争取政府参与对入驻企业的激励和监督,以提升价值共创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