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国时期历时短暂、政局动荡,却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的精彩一笔。此时相对偏于南方的吴国、蜀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得到很大发展,但在音乐文化方面记载却很少。而以吴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的崛起对其后两晋南北朝繁荣的南方文化有重要推动作用,故本文以出土的孙吴国音乐文物为重心,结合文献,专门对三国孙吴的音乐文化做了梳理。在出土的孙吴音乐文物中,已经包括编钟、扁鼓、简板、笛、排箫、卧箜篌、琴、筝、琵琶等近十种乐器或乐器形象,涵盖钟磬雅乐、鼓吹乐、说唱伴奏和丝竹乐等多种乐队形式。孙吴国的音乐发展为其后南方音乐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

摘要：闹中取静的上海南昌路旁有一幢旧式里弄房子,是吴氏祖孙三代的寓所。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孙子吴长邺、重孙吴超都曾居住于此。小时候,吴超还是弄堂里的孩子王。7岁始,他在祖父吴东迈、父亲吴长邺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照贴临字,写完后都要拿给祖父看,而手把手教他的是婶婶沈蕴珍,她是吴东迈、王个簃的学生。

摘要：东汉末期,江淮之间战乱加剧,不少大族名士南徙江东,其中包括一些广陵籍人士,他们对孙吴政权之创立及建国后之诸多军政活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在学术文化领域,广陵人物涉猎经学、子学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多有贡献。

摘要：1996年10月,长沙文物上作者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平和堂大夏建设工地清理发掘一座古井时,出土三国孙吴嘉禾纪年简牍十余万支。这次发现是本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该井的编号为J22,位于走马楼街50号之下。清理时井口上部已遭破坏。井的形状为不规则的圆形,底部略成袋状。直径南北长350厘米,东西310厘米,仅存深度560厘米。简牍表层距仅存井口150厘米,其上被一层厚150厘米的褐黄色泥土所覆盖。 按考古学的地层划分法,该井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褐黄色土,土质纯净,无包含物。

摘要：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审、原《文艺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优秀编辑家、作家孙吴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于1994年7月25日(星期1)下午5时45分在京逝世,终年68岁。孙吴同志1943年肄业于辅仁大学,194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中文系。在大学生时期就追求进步,与同学合作创办文艺刊物《锤炼》《青光》(均为铅印16开本)。1949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历任文化宣传科长、报刊编辑、创作组长,长期从事文化宣传、文艺创作和编辑工作。

摘要：试论三国时期的书法艺术杨代欣三国时期的经学、哲学、宗教学、地理学、文学、书法、绘画和科学技术等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拟就三国时期的书法艺术作一探讨。一魏、蜀、吴三国鼎立，结束了自公元１８６年以来的长期混战局面。三国的统治者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出发，...

摘要：谁是将兵法运用于经营管理的第一人？对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外一般都回答为日本的《用兵法经营》一书的作者大桥武夫。殊不知，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有一位名叫自圭的商人，就已经将兵法运用于经营管理了。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引言为证：“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白圭是周地(今河南洛阳)人，

摘要：三角缘神兽镜是独见于日本古坟时代的大型铜镜,因外缘截面呈三角形,主体装饰包括神像和兽形而得名。长期以来,日本学术界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就是《倭人传》所载曹魏馈赠给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铜镜。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基于田野考古发现提出,三角缘神兽镜并非魏镜,而是由渡海抵达畿内的吴国工匠制作的。但是无论是“魏镜说”还是“吴镜说”,都有无法弥合的逻辑裂缝,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则是对历史考古学的作业逻辑的误解。即使与历史文献学密切相关,历史考古学也无法印证历史事件,更不应以此为学科目标,而只能从考古学材料本身属性出发,建构独特的群体史和趋势史。只有在各自独立完成整体性历史面貌的复原后,历史考古学和文献历史学才有可能开展对话。在此方法论基础之上,非魏非吴的三角缘神兽镜显示出在制造知识上与辽东地区更紧密的关联。

摘要：三国时期,官文书文体得到进一步发展定型,曹魏、蜀汉、孙吴羽书飞檄同台共奏。与曹魏相较,吴、蜀牍风相对质实,长期以来,学界对曹魏文章超压吴、蜀也有普遍共识。然此结论乃就整体而言,若以官文书领域的疏文撰作为例,魏、吴以疏横槊谏诤,针锋相对,可谓同中有异,各擅胜场。其大同者,文体功用,创作背景以及纵横议论的辞藻锋芒。其小异者,运笔侧重,体现在对句之比与典事结撰上,即吴疏对句比率最高,行文多融摄今事,魏疏则对句篇数最多,结句典事多类杂用。总体而论,除曹植两篇疏文艺术水平特别突出外,魏、吴谏疏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各有千秋。

摘要：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出土的一批孙吴时期青瓷器,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中青瓷堆塑罐与青瓷灶因,具有明确的纪年与罕见的制作方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墓葬虽在考古人员赶到时已遭严重破坏,但据出土堆塑罐上的铭文,加之周边发现的其他三座墓葬相关信息可知,该墓应为孙吴晚期贵族阶层的墓葬,体现出孙吴时期采取了与北方曹魏政权不同的丧葬制度,即延续了汉代的厚葬习俗。但孙吴时期的厚葬又不同于汉代,它是在当时薄葬主流思想主导下的有限度的厚葬,处于汉晋之际厚葬与薄葬发展过程的中间过渡阶段。将汉代墓碑移至墓室内部或器物之上,就是这种过渡阶段的直接反映。该现象在出土的堆塑罐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出土的青瓷灶虽是六朝墓葬考古仅见,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器受到当时流行的魂瓶与灶这两者造物形式的影响。通过对该灶作形式分析与背景解析,笔者认为堆塑楼阙灶是在“魂升于天、魄藏于地”丧葬观念影响下产生的新品种,说明藏魄之所在汉晋之际经历了囊—仓(罐)—灶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