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锡诚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也是中国原始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行者，还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化学者。在学界，不但他的治学成就和贡献常受人称誉，而且他的治学精神和高尚品德也常常为人津津乐道。

摘要：话体文学批评概念的提出,旨在将词话、文话、赋话、曲话等视为诗话变体。但此概念的合理性尚未得到清晰界说,这主要体现为学界常常认为诗话之外的其他话体文学批评各有源头,在作品汇编时践行这一观念,混淆话体文学批评的文本边界等层面。但话体文学批评文体源流关系的建构实际具有坚实的学理基础:首先,诗话与其他话体批评之间数量的寡众对比,是激发后人搜辑、创作其他话体之作的精神动力;其次,诗话内容转型制约了后起话体批评的内涵倾向;再次,诗词文曲等文学文体之间的正变关系为诗话影响后起话体批评奠定了基础。确立话体文学批评的文体源流关系,是考察其现代转型,理解中国现代艺术批评、文学批评文体形态过渡性特征的重要前提。

摘要：在近代文学研究史上,阿英第一次表现出明晰自觉的近代文学观念,从而使近代文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史概念。在如此明晰的文学史观念指导下,阿英从文献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学、小说学、戏曲学、俗文学、翻译文学与文学史学等方面对近代文学的研究格局进行了空前全面的设计和建设,取得了最杰出的学术成就。阿英开创的学术领域、发掘的文献史料、运用的研究方法、建立的学术传统、提出的学术观点,都对后来的近代文学研究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远影响。因此,阿英的学术研究是近代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志,阿英的学术成就是近代文学走向自立和建设的奠基。

摘要：清代康乾时期书法界出现了董书衰微、隶书中兴的风气,时人书法大多取自汉隶古意而摒弃董其昌的清雅流利,其中浙江籍的书法家贡献尤巨,而且这种趋势对清代后期书法的"帖学"到"碑学"的理论转向也有深刻影响。追溯这种书风转变的原因,与浙东学派崇尚史学、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发掘金石碑版资料的趋向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种书法现象实质是当时清代学术发展在艺术领域的鲜明体现,隶书中兴又对此后金石碑版之学研究的深入产生深刻影响,艺术创新与学术研究的互动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摘要：晋代的汉赋研究较之前代,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辩色彩。晋人对于汉赋的渊源、文体性质、发展分类、价值地位、汉赋中的特殊体制(七体、答难体)、表现题材(志类、情类、士不遇类)、风格面貌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挚虞、张载等还对某些汉赋作品的艺术构思、遣词用句进行了较为细密的分析。这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已向纵深处拓展,并且为《文心雕龙》、《文选》的出现作了充分的学术准备。

摘要：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