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由２０世纪发凡起例，过渡到４０年代初步发展重要的转折时期。学衡派提出中国史学循双轨发展，即普及与提高并重，通史与专史并举的构想，其意义不仅在于他们提出的诸如通史编纂的原则与方法、开拓史学研究领域和倡言建立全国性的史学团体加强统筹规划等等具体见解，不乏创意；更主要还在于反映了学衡派得风气之先，他们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富有前瞻性。如果对学衡派未能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不作苛求，那末，便不难体认其关于中国史学双轨发展的构想。

摘要：本文不同意过去长期将学衡派视为“复古派”的定论，认为学衡派主要成员是一批服膺新人文主义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道德救国论者。基于此，他们特别重视文学在道德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视文学为表现道德要求的工具，把文学批评定性为对文艺和人生的一种道德判断和选择，从而开创了中国新文学中的道德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对道德和传统的呼唤，在当时不失为对新文学反传统倾向的某种必要的反思，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学衡派不理解文学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全面否定新文学，也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

摘要：现代诗歌翻译中,学衡派系统规模的旧体意译实践有着重要价值。学衡译者虽在选诗取向、对接诗体与修辞艺术有别,但承续严复、苏曼殊等的翻译事业,对西方经典诗歌做归化翻译是一致的。其中,李思纯《仙河集》以378首古体对法国24位古今著名诗人介译,是其由新派向学衡派过渡的产物,也开启国内规模介译法诗的先河;杨葆昌《王孙哈鲁纪游诗(第三集)》以122首五古对译英国诗人拜伦的抒情史诗,是学衡早期翻译观的力践,亦是拜伦汉译史的重要一环;萧公权《唾余集》以18首词意译英国近现代13位古典主义倾向的诗人诗作,则是学衡派上世纪40年代介译的独特成果。这些译诗不仅是学衡诗学理念的别样实践,也为建构多元、互动的现代诗歌翻译生态做了重要贡献。

摘要：在学衡派身上,透射出伦理道德与文学批评的纠缠与胶着。他们坚持道德为宗的文学批评原则,主张"义理之学"与"以理制情"。这种倾向受传统文论和新人文主义的双重影响,究其实质,所提倡的"道德"不是"文以载道"的"道",而是新人文主义所标榜的"一"。学衡派对于文学的道德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理解,反映出他们思想深处的矛盾和困惑,是一个时代关于文学批评思考的缩影。

摘要：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个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学衡派主张用"开明审慎"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抑旧扬新;认为文化不论中西,都须经过严格的评判与审慎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建设"新人文主义"的中华新文化。因其在对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态度和再造文明的路径选择上,与新文化派存在差异而被长期视为"顽固守旧"。两派曾围绕上述问题数度论争,二者都主张发展中国的新文学,都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因路径不同,得失互见,在对新文学乃至新文化的理解和界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如果摒弃固有成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评判,应该承认学衡派在论争过程中关于新文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再造文明路径设计的表述,是现代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许多方面较之新文化派更趋成熟与客观;特别是他们对于科学方法的阐释和对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其中不乏辩证合理的积极因素,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顽固守旧"与"反动"。

摘要：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摘要：在如何设计和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问题上,胡适与学衡派表现出实质性分歧。胡适是理论家,但更是实践家,他的贡献更在于开文学和学术的风气之先。学衡派所主张的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与输入西方之真文化,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

摘要：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都是"五四"后期诞生的保守主义文化社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世纪之后,回首当初他们卷入的文化艺术之争,至今仍有意义:"五四"时期文化文艺的交流和论争,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必然体现,符合人类文明提高和发展的规律,也符合辛亥革命后和"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和文化文艺发展的实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偏激口号和做法,对中外文化和中外美术,他们都表现出公正的态度,执着地坚守传统文化,但是分析批判不够,有不自觉的"护短"现象;他们主张"博采新知"或"融化新知",但对怎样吸取西方文化艺术的合理部分,或重视不够,或在思维方式和运用方法上笨拙不当。因此,在总体文化理念上,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学衡派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保守主义倾向。今天,厘清当初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偏激和保守,可以得到诸多有益于当代中国文化文艺发展的启示。

摘要：作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另一向度的学衡派,一直被冠以"文化保守派"之名,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论做历史理性主义之外的探讨,客观评价其为在更高视点上融通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世界性永恒价值的文化体系的努力,挖掘其所坚持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阐述其先行的对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反思等,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理论意义的。

摘要：写作本文无意对学衡派做历史意义上的考究，也不讨论其错位的语境，而是试图在现代性复杂的张力之中，探寻学衡派的产生与现代性的微妙关系。重新解读他们十二年间发表的文学艺术批评文章，关注其在更高视角上达到文化融通的希冀以及克制自我的“内省”诉求。以学衡派诸君理论为本原，探究其对理性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