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唐朝盛世的写照,那么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晚唐盛世落幕的哀鸣。作者于安史之乱逃亡江南,写下了这首意境清远、饱含家国忧思的小诗。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之际,陈田鹤为此诗谱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年,黎英海同为此诗谱曲。

摘要：中国音乐在安史之乱时期发生重要转折。由其间发生的音乐事件,可以得到三方面启示:其一,乐人是音乐的载体,乐人流动是音乐传播史的主体和音乐变迁的指标;其二,乐人是代表艺术音乐而流动的,其主流风格取决于包括恩主在内的“音乐人”的选择;其三,中国音乐史的阶段更替,缘于因避乱、逐利而形成的大规模人群迁徙,主要表现为音乐文化传统或剧烈或和缓的改变。中古时期的中国音乐史,正是这两种变化交替出现的历史。

摘要：自漠北归降唐朝的阿布思及同罗部被安置在安禄山发迹之地———营州地带,阿布思与安禄山不相容,安禄山设计陷害阿布思,并借朝廷之手杀害了阿布思。居于营州地带的阿布思同罗部不明真相而结怨于朝廷,安禄山利用反势汹汹的同罗兵为主力,举兵反唐,安史之乱首起营州。

摘要：传统史家认为安史之乱的起因是唐玄宗从开元后期起沉溺声色, 倦怠国政, 因而任用非人。这一从君主个人行为模式转换进行历史阐释的视角, 虽然受到当代史家的批评,但仍然有进一步分析的价值。玄宗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而又多才多艺的帝王。从开元后期起,由于玄宗的诸兄弟和宠妃武惠妃的相继去世, 使玄宗产生生命短促、及时行乐的观念, 同时随着天下大治, 使他在开元前期无暇顾及的对音乐舞蹈艺术的酷爱重新显露, 而且日益成为其主要兴趣。而此时杨玉环以她的善解人意和音乐舞蹈造诣, 促成了玄宗对她的专宠和爱情。玄宗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的转变,最终导致他倦怠政事,以声色自娱,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摘要：安史之乱与盛中唐诗坛递变的关系,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安史之乱前,诗坛在长安的集中使长安风气成为盛唐一代士人精神面貌和诗歌创作风气的主导;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风气遭到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批新的诗人的崛起。这些诗人原本受到长安风气沾溉,又在安史之乱的打破与释放中,回归到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乱后诗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他们的艺术继而影响到大历诗坛的创作风貌,并为元和诗坛的中兴积蓄了力量。

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茶文化发展的节点。安史之乱前,唐代茶叶的物质属性大于文化属性,饮茶风习在全国文化重心的北方不普及,在作为文化行为主体的文人中不流行,此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支持茶文化的高速发展和繁荣。安史之乱虽给唐朝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但客观上却成为中、晚唐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机缘,表现在安史之乱促进饮茶风习及茶文化在北方的传播;拓展了对茶文化发展起中坚作用的文人饮茶主体,完成了唐代茶文化的理论化和艺术化;强化了茶文化隐逸的属性,使唐代茶文化发展水平提升至新高度。

摘要：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杜甫用他的诗歌记录下了此次战乱发生的原因和重要战役。诗人用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深刻的笔触为人们提供了史实性的描述,忠实而又艺术地再现了彼时多难而又奋力抗争的历史事件,谱写出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赞歌。

摘要：2023年暑期档,历史题材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再次引爆电影市场。在“国漫”光环四射的大环境下,这篇“盛唐情诗”钩沉文史,作为“新文化”题材的开山之作,通过创新性的叙事,再现国人心仪的盛世气象和风尚,堪称一部讲述盛唐诗史的鸿篇巨制。一、盛唐诗人的济世情怀在《长安三万里》中,诗人个人命运沉浮与国家盛衰密切相关。从玄武门事件开始至安史之乱爆发,时和岁稔,国家版图广袤、对夷关系缓和、国威远播。

摘要：安史之乱暴露了唐代社会的弊端,面对现实世界,士人的个人情感和内心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唐代文化出现了"南方化"的倾向,"江左风流"渐取"豪迈"气质,文化重心呈现出向南方转移的趋势。风尚的明显变化普遍流行于中晚唐文艺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诗歌与书法等艺术门类。不论是杜甫的"瘦硬"还是颜真卿的"肥厚"都是对当时审美风尚的矫正,是对安史之乱余烈的挽救。

摘要：唐时陶瓷产品在国内外的需求量大,但安史之乱后,因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严重阻碍,且陶瓷器由于其自身易碎的特殊缺点,海上运输于是成了中外商人的最佳选择,故海上陶瓷交易市场不仅应运而生,而且逐步得以发展。一九九八年,“黑石”号沉船被发现。打措出物品达六万多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陶瓷器,也有金、银、漆、木、骨、玻璃及香料等质地的物品。在学术界,关于“黑石”号的出发地点有扬州和广州两种说法,但不管是何地,皆是当时较为繁华的大城市和海外贸易市场港口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