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及唐前诗文别集集名多取自作家姓名,盖多由后人裒辑、编次,仅标明"著作权"而已。宋代诗文别集多由作家本人及亲友编次,在制名上颇为讲究。集名取径多端,成为有意义的"标识"。考察宋人别集制名方法及涵义,从中可直观地窥出作家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作品的艺术取向乃至自觉的传播意识。

摘要：本文继《宋人说话家数考辨》之后,对有关记载宋人说话家数的原始文献,做了进一步解读。认为:由于宋代说话艺术之地位卑微,被视为百戏杂耍之流,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关记载的含混其辞,随意而不经心,实属正常。在前文所列十二家之外,该文又指出,说铁骑儿、学乡谈,当为宋人说话艺术中另外的两家。

摘要：刘晓陶的工笔花鸟作品首先脱迹于宋人画意，深受宋代画风的启发，这是她在品味、临摹、研究宋代花乌画基础上不断锤炼的结晶。宋代绘画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由于它在创作实践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因而被西方艺术史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刘晓陶的花乌画深得宋画之精髓，追求冲淡、静谧、简约之情境，呈现出一派润泽、祥和、雅致之意味，

摘要：1.宋人花鸟册页册页是我国古代书画作品的一种装裱形式,其尺幅不大、易于创作、便于保存的特点深受书画家和收藏家的喜爱。在花鸟画发展长河中,宋代可谓是鼎盛时期,宋人花鸟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尺余见方的小品画。

摘要：王国维晚年曾提出,宋代金石学的高度成就不止源于对古代知识的追求,还源于一种鉴赏的兴味。这种兴味类似于他早年曾谈过的由古物自身的遗世之感以及基于修养的审美判断结合而成的"古雅"趣味。在北宋,这种趣味不但体现在铜器铭文对书法艺术产生的影响上,也体现在文人与铜器的"相处"方式上。苏轼所代表的一派文人反思铜器被权力利用之不当,用颇有庄禅意味的辞藻描绘用铜器饮酒的旷逸,而吕大临等新儒学学者则在批评古铜器滥用的同时,也将仿制的铜器用于日常。在流传至今的两部北宋金石著作里,与吕大临谨严的《考古图》不同,徽宗朝的《宣和博古图》有一种明显的"美学考鉴"倾向。通过风格来断年代、通过颜色来断真赝的方法,虽然并不科学,但却形成了一种对古铜器的幽赏,为其作为后世鉴赏对象定下基调。"古色"的观念正是诞生于这种幽赏,甚至影响到南宋诗人对自然的描绘。

摘要：唐前中国传统观念是五官各司其职,大乘佛教诸经论主张“六根互用”,《楞严经》对此身体哲学尤有发挥。北宋后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和以惠洪为代表的僧人接受了《楞严经》“六根互用”的思想,并将之运用到艺术审美活动中,形成打通艺术各媒体之间界限的“出位之思”。苏轼关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其实是首创了一种利用六根互通的原理来欣赏作品的方法。

摘要：有些论者根据朱熹一些文章和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等认为：理学家文论以道为本、文为末，是从本体论角度来阐述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理学家文论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文与道、文章的功利性、文章的感情内蕴及艺术形式等方面均持相当复杂的态度，

摘要：工笔花鸟画经过唐、五代达于两宋的黄金时代，它创造的美学价值、审美精神及高度成熟的人文积淀，是这一画种最权威的源头，成为后世花鸟画家学习借鉴的恒久典范。而于当代工笔花鸟画创作来说，认真研习两宋花鸟画经典，是领悟传统精神、磨练表现技法的最佳途径。以我近20年的实践经验和教学体会来说，宋人册页留给我们后人的不单单是技法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摘要：两宋时期的山水画是中国传统山水画发展的关键时期。其山水观念、精神内容和笔墨程式为后来山水画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整个山水画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南宋之前，中国的传统山水画在表现形式上还偏向于对自然的描摹，但是在南宋之后，中国山水画开始由再现自然向表现自然转变，严谨与细密逐渐被简约、畅快所替代。自唐代开始，中国人就深谙于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或为诗，或为画。

摘要：宋代端午、经筵御书赐扇,是帝王光宠近臣、儒臣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日常化、私人化的政治表达,往往与皇帝的权力变动及人事安排联系在一起,因而备受时人的关注。而文人书扇,其主要目的是以扇面书写为纽带,进行人际交往与情感沟通,其内容须与人伦日用相谐和。文人书扇是艺术娱乐人生的一种方式,意在博人一粲,其用典、取象,皆须贴合持扇人的职业、身份、文化特征与人生需求。文人书扇诗对“唯一性”与“娱乐性”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藏名体”“嵌名体”诗词的流行。宋代书扇诗,主要有选配与自创两种形式。截句、绝句字数少,所占空间较小,形式上均衡、和谐,便于扇面书写,因而颇受书扇人的青睐。幽冷、闲适,是宋人书扇诗在意境上最明显、最普遍的一个特点。它既是书扇者截取、选录唐诗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宋人创作扇面诗的一个主动、自觉的诗学选择。幽冷之境的传达,可以用冷色调的形容词、名词来进行字面提示,也可以通过意象组合,从游仙诗、山水诗中汲取营养,以此构建一个清凉的世界,或营造一个萧瑟、冷落景象。但除非是截取、过录唐诗,宋人更倾向借助于扇面上的诗境,用一种平静、和悦的,超越名利、带有一定隐逸姿态的心境,来对抗来自酷暑或人心的“炎热”与“躁动”。其结果是,宋代书扇诗渐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闲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