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意味着受"侦查中心主义"浸润已久的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不再适应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需要加以改革和完善。当前我国侦查程序中种种问题的成因虽不乏法律技术层面的不足与疏漏,但更多在于司法体制层面对刑事诉讼内在规律的忽视与规避。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线型构造""三方组合构造"两种样态,两种构造的固化并存使我国侦查程序面临"内卷化"的问题。审判中心的三层内涵促使司法公正、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等侦查程序的理性回归,侦查程序构造面临转型与调整:侦查程序构造的价值选择由非此即彼走向二元平衡,"线型构造"由权力泛化走向权力均衡,"三方组合构造"由形式两造走向实质两造,侦查程序构造的新样态由二维模式走向三维模式。结构调整将会带动公诉主导侦查制度、司法审查与司法令状制度、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实施。

摘要：本文通过三个观察层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庭前会议的运行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全景透视现状,发现庭前会议总体适用率低;通过质效评估,发现庭前会议功能的有限发挥;通过程序考察,发现庭前会议程序运行的多重困境。作者从制度设计、制度行动以及制度环境三个维度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立法探索性规定,存有诸多缺陷;适用主体消极应对,存在选择性偏好;庭审中心主义理念存在缺失。针对庭前会议的多重困境,以审判中心为指导,对庭前会议制度进行重构。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其第182条第2款中增设了庭前会议制度之规定,标志着庭前会议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正式确立。然而,相较于域外国家和地区精细、完善、全面的庭前(审前)会议,我国的现行立法规定过于笼统,关键和重点不甚明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并不强,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制度本身所承载的功能和价值发挥。结合当前《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的具体内容,就庭前会议制度的制度定位、适用范围、具体程序安排、结果效力等方面重新进行探讨、明晰,以平衡庭前准备程序与正式的法庭审理程序间的关系,避免庭前会议的实体化。

摘要：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旨在现有司法体制格局下强调发挥审判职能在整个诉讼中的控制性、平衡性和决定性作用。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确立的诉讼制度,能够实现控辩平等、控审分离和审判中立。为了确保该制度的顺利达成,需要在未来司法改革中完善顶层设计,如:明确实现司法中立性的可行路径,制定审判职能介入和控制侦查行为保障侦查合法性的具体措施,区分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不同职能定位,打破司法改革的平均主义,改革员额制和遴选制,淡化司法责任制等。

摘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改革,构建现代科学的刑事司法体系,其核心在于实现法庭审理的实质化。直接言词原则具有契合法治发展要求的基本内涵,与审判中心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践行前者的若干规则要素是实现后者的必然要求。直接言词原则的内容和精神虽在我国法律中有所体现,但因实质内涵的缺失,仅形成了某种“相对直接言词主义”,由此导致了庭审虚化的现状。相较于传闻证据规则,我国诉讼制度改革宜以直接言词原则为基石,通过调整与限制笔录证据在庭审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相关证据制度与机制、提高庭审辩护率等具体设计,实现审判中心主义、直接言词主义的规范价值与法治功能。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质是要确立以庭审为中心。然而我国的案卷移送方式历经二次修改,都未能使法官摆脱卷宗审理的困境。案卷移送制度的设计应当以阻断法官预断、实现司法公正为核心目标,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效率问题。中国的刑事案件案卷移送制度改革,应当以实现"案卷移送主义+预审法官形式审查"为制度设计导向。在当前司法国情下,我们可以保留全部案卷移送方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的立案庭移送全部案卷材料。立案庭对案件进行程序审查后,向庭审法官移交言辞证据材料以外的案卷材料。未来待时机成熟,可以设置独立的庭前预审机制。此外,案卷移送方式的改革还应辅之以审判为中心各项配套制度的贯彻落实。只有这样,法官才可能逐步摆脱卷宗审理,走向庭审实质审理。

摘要：由侦查中心至审判中心的转变是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是法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起诉都围绕审判为中心展开,相关制度的设计应以审判为中心而设置,在其之下,侦查权的发动与运行受制于法院与法官,对侦查程序产生着重要影响。我国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侦办这一区别于一般犯罪侦查的不同特性,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研究职务犯罪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需要在了解审判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及职务犯罪中的证据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探讨职务犯罪在侦查阶段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进路。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我国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证据制度的影响,直接体现为法官为查明真相和澄清事实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和收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在当下理论界对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权之存在正当性、适用范围以及法官主动调查获取证据之运用产生较大争议,而且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废除法官的调查取证权。其实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之所以备受责难,并非错在该制度的存在与否,而在于对该制度在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上。本文围绕理论界争议进行阐述论证,并结合司法实践中具体情况肯定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为强化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权从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两个角度提出完善建议。

摘要：刑事证卷电子化改变了传统的文本证卷形式,使庭审证据展示更加精细化、立体化,提升了司法透明度。同时,通过庭审证卷的电子化展示,使得刑事控辩双方在庭审质证中实现"平等武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目前司法实践庭审质证虚化的"案卷中心主义"倾向。当然,刑事证卷电子化作为一种司法辅助手段,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问题,如作为电子存储手段可能面临保存与泄密的风险、与原始证据割裂的风险;且作为一种新型证据承载方式,受传统庭审惯性影响,其功能与效用均会受到一定影响;而在规范缺位的情况下,其效力也难以厘清。基于此,在使用刑事电子化证卷时,应当坚持控辩平等原则、适当性原则、法庭外禁用原则,借鉴国外的"经验逻辑标准"来确定刑事证卷电子化的适用标准和范围。为了保证庭审的正常进行,必须在庭审前完成电子化证卷的制作及异议审查。与此同时,建立公检法三家相互联动的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进行电子证卷存、读、取闭环设计,实现电子证卷的安全保存。

摘要：作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审判中心”制度,尽管在内涵界定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其通过庭审实质化实现对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的精准掌控,从而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利成为学界共识。然而,我国当前较低的二审开庭率相对弱化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不少国家已确立了二审开庭原则,这种将法律审与事实审相结合的庭审实质化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鉴于此,我国有必要对刑事二审庭审程序进行优化:宏观方面--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原则;中观方面--建立二审“以开庭为原则,以不开庭为例外”的制度;微观方面--制定二审开庭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