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司法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司法体系这一严肃的权威机制与新闻媒体这一充满活力的机制之间的关系从未像现阶段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公开审判作为监督司法、保障民权的一项制度设计是我国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程序公正的首要内容,更是一国的法律体系走向完善的内在要求;同时,宪法赋予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权决定了媒体可以通过其特有的方式监督司法审判的进行并加以报道和评论。近年来,新闻媒体对法院案件审判的报道越来越多,为促使法院公正、廉洁、高效地审判案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媒体片面报道案件、误导群众、煽动舆论、干扰法官正常判案、妨碍司法权的独立行使等诸多现象也客观存在着。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对二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进行反思,使二者的关系得以合理地调整和配置,可以使公开审判与媒体监督实现良性互动、保持合理的张力,以促进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

摘要：ＷＴＯ透明度原则是世贸组织增加各成员方法律的可预见性、可计算性而提出的基本要求。透明度原则对中国立法、执法和司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透明度原则与司法所蕴涵的审判公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制度设计都是为了避免因“暗箱操作”带来腐败、滥用权力等不利后果。审判公开在中国一直贯彻了几十年，目前仍然是司法改革的关键。可见，无论是透明度原则还是公开审判制度并非一蹴而就。ＷＴＯ透明度原则对中国行政审判的影响深远，不仅体现在观念上，也体现在审判程序、文书制作和司法解释上。这种影响是逐步的，潜移默化的，需要一个过程。

摘要：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许多新型的法律问题,需要回应。网络是一个各种言论的集散地,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需要政法部门积极应对和建立引导机制。网络正引领着一轮信息革命,由个人主导的信息传播与获取,既充满了各种非理性的言论,也会被别有用意的人利用,政法部门如何掌握主动权,公开相关审判信息,及时回应质疑等,成为新的课题。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利用网络即时信息实施诈骗类案件的高发,充分暴露了网络社会的负面性。网络信息安全是整个社会安全的基础,如何有效管理这片号称"第四领土"的虚拟空间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课题。

摘要：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民直接参与司法,而制度的适用则能进一步实现民众对司法活动产生正确的认知,提升司法公信力,缓解冲突。陪审制度在国外有着深厚的发展根基,而在我国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从实践中总结以及国外实施情况的比较,我国这项制度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制度本身设计和社会实践中认知度低两个方面。对于其完善措施,移植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很显然是不可能的。法治理念的差异,人口众多,纠纷矛盾数量可观,经济能力相较薄弱,法制体系的差异导致了陪审团制在我国没有其生存土壤;陪审团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使得移植陪审团制十分的不必要。所以在当前,细化制度设计是最稳妥的优化路径。

摘要：信息技术与司法活动的融合发展使先例参考活动趋于智能化,类案检索逐渐成为人民法院高效的办案辅助措施和监督管理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我国类案检索机制进入规范化新阶段。类案检索活动的完整流程包括"实行检索""确定结果""运用结果"三个环节,类案检索结果的运用是实现类案检索目的的关键。统计结果显示,在提及类案检索问题的裁判文书中,法官主动检索的情形较少,不足诉讼参与人提交类案情形的四分之一。现行规范仅要求可以将类案检索报告作为法院内部监督依据,无强制性规定要求将检索结果写入裁判文书,法官在裁判说理中对类案检索问题也大多采取回避态度。相关内容在裁判文书中缺乏分析说理,表现为主动公开型说理普遍论证性不足与被动回应型说理普遍回应不足,导致类案检索问题在不少案件中成为当事人不服判决的理由,影响类案检索机制效能发挥。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类案比附的说理难度导致法官不会说,二是案多人少的结案压力导致法官没时间说,三是没有追责压力导致法官不愿说。要求法官重视对类案检索结果的裁判文书说理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这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有力工具,有利于促进法官心证公开,提高个案裁判说服力,并且不会对成文法体制造成冲击。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已经写入党的文件,要求裁判文书写明类案检索结果是改变裁判文书说理不够现状的必要、重要的举措。综合考虑法官对类案检索结果的裁判说理困难,说理规则的设计可考虑以下路径:对诉讼参与人提交的类案,法官应当在裁判说理中作出回应;对类案强制检索报告的四类案件,法官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类案识别、可参考性判断及裁判规则总结等内容;对法官主动进行的非强制性类案检索,也应鼓励法官积极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