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中的家庭叙事是以家庭为主要故事空间和情感枢纽,讲述家庭成员的成长经历与命运遭遇,进而折射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叙事类型。在早期抗战电影的家庭叙事中,家国同构向家国互构转变,强调了家庭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从“十七年”时期抗战电影的家庭叙事中发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在家女性”成为无产阶级抗战的新主体。新世纪抗战电影的家庭叙事表现了抗战时期逃难路上家庭流散与重组的生存境况,并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拓展了战事、灾荒背景下家庭叙事的广度与深度。抗战电影的“家庭叙事”显现出整体性流变的迹象,这既符合东方伦理式的家庭文化观念,也带有独特的审美现代性特征。

摘要：吉奥·庞蒂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之一,“视觉”的限制和引导机制在其从内到外的建筑空间生成过程中至关重要。通过考察庞蒂设计的三座经典翼形别墅平面中的“对角视觉序列”与“扇形视觉序列”线索,归纳出“对景”“角落”“发散”“对角”“全景”等5类视线类型,进而揭示家庭空间中由不同身份的使用者参与构建的多样情节。庞蒂“差异化”的家庭叙事具有空间体验式、日常情感化且反秩序等特征,由此延伸出对当下商品住宅的批判性思考。

摘要：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时间参数,以电视剧文本中生活政治语境下的家庭叙事为核心议题,归纳其三重基本特征的呈现:第一,聚焦民众奋斗的家庭叙事;第二,两性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家庭叙事;第三,表现手足共生的家庭叙事。总的来看,这与刻写在中国民众、中国家庭中,属于集体无意识层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体现为民众个体在构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上不断重塑自我。

摘要：谍战剧《双刺》播出后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反响,该剧以1949年成都解放为背景,重点讲述了彭刚、吴佩欣这一对身份对立的特工夫妻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10月23日,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金英马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电视剧《双刺》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从思想主题、艺术表达等角度畅谈了这一作品的创作得失。

摘要：安德里亚·阿诺德镜下的家庭被用来结构关于禁锢与自由的寓言,家庭是创伤的来源,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也是要逃离的现实困境。即使在那些将家庭叙事置于边缘背景的影片里,家庭关系也作为推进主人公成长的重要动因,是主人公行为逻辑的出发点。在表现家庭时,阿诺德继承了"厨房水槽戏剧"的社会批判色彩,视觉空间和影像风格已经表明了态度;主人公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空间,主动寻求来自异性的温情,弥补在家庭中缺失的温暖,但从未真正被异性控制;"母系家庭"并非理想化的乌托邦,在阶级境遇的刺激下,反而爆发出更激烈的代际冲突;主人公通过观察他人的家庭,从而获得人生的启示,放弃执念,重新面对自己。

摘要：家庭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观察和理解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重要中介。20世纪以来,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蜕变中,家庭扮演了不同的社会功能。如果说五四时代,离开封建大家庭、组建核心家庭是自由恋爱、获得个人主体的标识,那么革命叙述中,走出小家庭、融入革命大家庭则是克服小资产阶级、获得阶级主体的通途。

摘要：影片《人生大事》凭小众题材、普世价值、明星流量赢得了大量热度,围绕底层互助、家庭回归和人伦变迁构筑了一个“笑中带泪”的温情故事。本文从电影伦理的内部研究入手,探讨影片文本中的道德现象[1]和伦理内涵,分析影片如何以“后喜剧”方式对底层苦难进行别样书写,如何以“家庭变故+伦理救赎”的叙事模式描绘血缘与非血缘在家庭建构中的作用,如何在传统伦理人伦关系和现代人伦关系间实现平衡。

摘要：在立足地域文化和乡土伦理叙事两个学术概念基础上,对长篇小说《黄泥巴小街》从底层叙事、家庭叙事和创伤叙事等方面给予了评论分析。首先,文章从一条小街所展示的渝东北乡土伦理世界,以善恶归一、正邪博弈并借助方言的张力和农耕文明的乡村道德文化背景,窥见社会底层的悲欢;其次,通过描写乡土文化语境下家庭的聚散来关注人的生存境遇、道路抉择、矛盾纷争、私人恩怨和儿女私情等亲情伦理;最后,通过人物的悲剧、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见证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变迁和身体“症候”,以创伤性成长故事叙写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乡土人生。《黄泥巴小街》是近年来重庆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小说描写的渝东北黄泥巴小街,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地标,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摘要：回顾2021年,虽然新冠疫情依然存在,但中国电影市场较2020年呈现出稳步回暖的态势。新主流电影奏响时代最强音,在讲述中国故事、刻画中国人物、构建中国形象上日臻醇熟;面对疫情,电影中建构的家庭伦理,慰藉了观众的情感诉求,完成与现实的和解;各种商业电影在继续延展类型的边界,艺术电影也有一些不俗的表现。中国电影市场正在逐渐远离好莱坞大片,观众也慢慢适应了美国电影的缺席。

摘要：2015年,随着中国电影的繁荣,原本作为边缘存在的少数民族电影也在独立艺术片领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且新一代青年创作者的出现,带来了新的叙事角度和题材。少数民族叙事不再仅仅是历史场景和地域风情的景观展示,更多的少数民族创作者开始关注当下,关注都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地域和人群,将传统与摩登的冲突作为生活流的一部分呈现,更具暧昧性和写实色彩。寓言化的二元对立仍然存在,私人视角的故事也在潜滋暗长,后者是一种不回避特殊民族身份的个体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