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OECD国家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生育水平和家庭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家庭政策虽然可以有效规避妇女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的生育行为,提高生育率,但是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政策本身也存在体制缺陷,导致在促进人们的生殖行为和增加生育能力方面并不总是有效。为了尽可能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生育水平,我国家庭政策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可以参考OECD国家家庭政策经验,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摘要：本文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家庭数据库的整合资料,运用多层二项回归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去家庭化”性质的托幼服务对欧洲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具有“家庭化”性质的现金补贴并未产生预期的作用。进一步的交互项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年纪较轻或收入较高的父母是托幼服务政策影响的重点人群,且托幼服务与母亲带薪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促进再生育决策。这表明,欧洲家庭政策影响生育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照料方式改变的替代效应,而非经济能力提升的收入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未来我国与生育配套的家庭政策体系构建,应注重在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上的制度设计与资源投入。

摘要：文章以经合组织国家为主要对象,利用经合组织家庭数据库(OECD family database)和欧盟的相关数据库,在介绍发达国家家庭政策形成的经济社会背景基础上,梳理了其政策目标、政策类型和具体做法,并对政策效果进行了基于证据的评估。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婚姻和家庭发生重要变化、总和生育率降低至更替水平以下、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发达国家家庭政策分为两大类,一是平衡工作和家庭类,目的是支持家庭生育养育,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社会化儿童照护支持政策、儿童家庭照护支持政策(产假、育儿假等);二是税收和福利类,目的是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防范儿童贫困,主要政策工具包括收入税减免,现金福利,医疗、教育、儿童照护费用减免,食物券等实物照顾。虽然发达国家家庭政策对鼓励生育的效果难以确定,但在支持女性就业方面有积极作用,减轻儿童贫困的成效也较为显著。我国应结合自身福利制度特点构建积极的家庭政策,不宜对家庭政策鼓励生育的效果有过高期待,在加大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政策细节设计,并促进“一老一小”家庭支持政策的有机结合。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摘要：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首要基础。在我国当前社会和家庭结构迅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瑞典作为家庭友好政策的先驱,其在家庭政策方面的政策设计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具有深远启示。通过梳理瑞典家庭政策中独具代表性的儿童福利政策、双亲假政策和性别平等政策总结出了瑞典家庭政策具有的专门机构、专项法律、性别平等理念的全方位践行、服务对象的全面性和服务内容的综合性这四项特征。结合我国当前家庭政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家庭法律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坚持公立普惠的学前教育办学方向,实现"幼有所教";提高就业政策的性别敏感度,实现"性别平等"的建议。

摘要：实施“三孩”生育政策、降低人口老龄化峰值水平、优化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人口发展目标促使我国加快制定和调整家庭政策的步伐。相关家庭政策文献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家庭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1978年,在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形成了去家庭化的家庭政策。1979—2000年,基于家庭互助、公私有别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生产性福利体制的影响,我国家庭政策呈现出家庭化的特征。进入21世纪后,福利理念的转变、家庭作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使我国家庭政策二阶家庭化色彩逐渐加深。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家庭政策的制定仍旧面临着家庭政策目标补缺性突出、家庭政策对象缺乏家庭视角、家庭政策管理部门过于分散等问题。为此,我国需以“二阶家庭化”为核心进行家庭政策设计调整以配套人口政策的落实,增强家庭的养老抚幼能力,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摘要：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北欧慷慨的家庭福利体系引起学术界的持续讨论,启发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家庭政策设计。本文梳理了北欧家庭政策模式的发展、家庭政策的演变过程,提炼了其政策体系的四项基本原则,描述了影响最为久远的婚·姻政策、现金转移支付中的儿童补贴、工作福利中的双亲假以及公立儿童照料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其家庭福利的基本经验。面对全球化、经济危机等新挑战,笔者坚信北欧模式在性别平等、儿童权益最大化以及兼顾劳动力市场等目标上仍将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

摘要：家庭政策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尝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并概括出阶段性和总体性特征。当前家庭政策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已达成初步共识,转向对家庭政策构成要素与内容范围的深层探讨,理论视角和政策类型研究呈现出多元加速发展态势。既有研究多以国别个案与比较研究为主,西方化和家庭成员式人群研究特征突出,本土化实证研究略显不足。在政策设计上以家庭政策价值观和定位问题的探讨最为集中,发展型家庭政策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社会影响最大。由此笔者提出“整体性家庭政策构建”“家庭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互动关系”“公共政策中的家庭视角”以及“照顾问题与家庭福利体系建设”等政策理论热点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提出为未来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摘要：家庭政策是由多种政策手段组成的政策组合,在分析家庭政策体系时,需要重视制度的整合模式以及制度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综合影响。为分析家庭政策不同组态及政策效果,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12个典型福利国家两个时间节点的政策体系为对象,分析家庭政策的组态及政策发展路径。结果表明,从政策组态及其在促进生育率和女性就业的政策效果来看,普惠性现金给付、男女共同参与的休假政策,以及服务供给的政策组合更接近家庭政策的"理想模式"。从政策变化路径来看,去现金化、强化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以及男性育儿参与是大部分国家政策调整的方向。在目前亟须构建与鼓励生育相匹配的家庭政策背景下,我国的家庭政策需要根据家庭政策的组合效应与我国当前的国情,进行全生命周期设计和建设,推动我国家庭政策向"去家庭化"和"去性别化"路径发展。

摘要：面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挑战以及各党派之间的不断博弈,以家庭友好著称的北欧家庭政策近年不断受到关于可持续性的质疑。文章比较了挪威、瑞典、芬兰和丹麦四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策驱力、家庭政策以及政策效果的异同。分析结果表明北欧各国仍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家庭福利道路,但这种北欧模式也渐趋呈现出多样性。瑞典是最稳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支持者;芬兰因家庭照料补贴与公共照料服务的共存显露出双轨模式的痕迹;挪威促进婚姻的政策上更为超前;而丹麦则发展了更综合的家庭照料补贴金额计算方式。这些多样化的趋向反映了政策对国家背景的敏感性,也启示在设计我国家庭政策体系时考虑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发展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