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政策是社会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家庭政策的制度演进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发现,西方家庭政策经历了从前福利国家时期的“家庭主义”到福利国家时期的“去家庭化”,再到后福利国家时期的“再家庭化”。家庭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中经历了“中心—边陲—中心”的演变过程。家庭政策的这一演进过程拥有深层的福利意涵:社会政策应具有家庭视角并将家庭作为重要的福利受惠单位;在福利过程中应关注家庭福利功能的变迁并积极维护;在福利机制上需要在关注现实家庭模式基础上进行福利政策设计;在福利目标上需注重提升和增强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西方家庭政策改革历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演进特点及其福利意涵对新时代中国家庭政策的改革形成了重要的启示。

摘要：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已达成"国家应该支持家庭"这一基本共识,但突出国家—家庭关系的文献还不多见,对社会政策的分析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家庭政策主要还停留在政策理念的宣传和倡导上。国家之所以缺乏对家庭的重视,有基于自身能力和阶段性任务的考量,有来自"家国同构"逻辑与作为私领域的家庭传统影响,同时也和国家的政策能力不无关系。现阶段在构建家庭政策的思路选择上,应以"家庭化"为主导,同时根据部分政策领域的特殊性,辅之以"去家庭化"举措。同时还要坚持"独立的家庭政策"和"社会政策中的家庭视角"两种途径的并存。

摘要：家庭对残疾儿童的特殊意义表现在其对残疾儿童的供养功能、人力资本提升功能和社会积淀功能,残疾儿童额外的生活和照料成本使家庭容易陷入贫困,经合组织国家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设计与实施的残疾儿童补贴政策有效地缓解了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贫困问题。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残疾儿童补贴政策不是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准的社会救助政策,而是以家庭福利为标的的家庭政策,它从儿童残疾对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家庭负担、家庭福利的影响来制订补贴标准,包括残疾补贴、照料补贴和误工补贴三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以家庭福利为视角的残疾儿童补贴政策在理念和实践两方面都对构建中国残疾儿童福利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出台引发了人们热烈的争论,这与婚姻背后蕴含的“道德义务论”与“情感自由论”观念有关。我国婚姻制度对待离婚的价值取向,经历了从“情感自由论”到“道德义务论”再到融合两者的“实用性道德”的调适过程。这背后隐含着对婚姻制度建构的实用性逻辑。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此种实用性逻辑的延续。然而,由于依据实用性逻辑建构的离婚冷静期制度既未明确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范围,也未考虑当下家庭的现状,反倒加剧了女性的不利处境,遮蔽了社会成员的家庭负担,其实施效果可能违背制度设计初衷。通过目的性限缩填补离婚冷静期的法律漏洞,将其适用范围限于轻率离婚,以及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是对离婚冷静期问题的可能回应路径。

摘要：中国农村劳动力"家庭分散化"和"性别差异化"的流动影响了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平等共享尊严、体面劳动和幸福生活,其问题的穴点在于内含社会性别歧视的家庭政策,制度性与结构性失衡则是问题的根源。只有对关怀的根源——家庭——给予充分重视,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公共政策才能获得可续的动力。基于此,治理进城务工女性市民化问题要放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来图谋与规划,需建立和完善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政策体系,通过发展战略调整和公共政策的创新、治理系列制度和结构失衡、治理行动设计,编制一个"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体系,为进城务工女性及其家庭提供支持性的外在社会生态环境。

摘要：传统家庭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的结构性冲击下,养老功能的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新农保政策也因制度设计缺陷无法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农村现行养老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农村养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让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将家庭养老功能外化,通过增强内力——家庭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家庭政策支持),壮大外源——政府、社区和集体支持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摘要：如何推进配套政策与支持措施改革,以激发育龄人群生育意愿,是我国实现“三孩”新政目标的关键。过去十余年间生育率持续位居欧洲首位的法国,在鼓励生育方面所探索的一系列机制举措值得借鉴。家庭一直是法国促进人口再生产中最为核心的政策单位,也是该国倚重的一个重要的治理平台。面向家庭的诸多政策有效地贯通多个社会领域,有助于应对相关社会问题、提升公共服务、维系社会平等与团结等。在此框架下,法国设有较为完备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促进人口再生产的津贴体系,它几乎可以覆盖到一个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各类需求,同时法国还重视鼓励生育的机制安排与设施建设,从而形成了立体多元的政策体系。法国的诸多政策实践可为我国当下在促进人口再生产方面完善制度设计、统筹政策配套、形成政策合力提供镜鉴。

摘要：国家对于育儿成本的分担是否负有责任?育儿家庭能否成为政策共同体的“源流”?个体与国家权责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家庭政策的制定及育儿支持体系建设的方向。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政府在历次的生育政策调整中均充当了“理性经济人”的角色。通过国家强权、与市场的合谋,“完美父母”形象建构与“家庭事务”的认知归因,本应“家国共担”的育儿成本被巧妙地定义为家庭责任。正和结构的家国政策共同体逐渐演变成“政治与市场的场域”,家庭被排除在政策源流之外。通过与欧美家庭政策设计进行比较,认为国家责任的缺位,使育儿父母很难抵挡生活压力与风险,也难以提升民众的生育愿望。推动多元协商型政策共同体建设,加快育儿政策理念的转变,出台以家庭为基本对象的“普惠性”支持政策,营造家庭和国家共同育儿的政策环境或将成为一种必然。

摘要：兼顾育儿与工作对妇女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家人援手可有效分担妇女的育儿时间投入。本研究使用调查数据,依次分析了母亲、父亲和祖父母辈在育儿方面的时间投入,并考察了家人的照料支持对妇女育儿时间的分担。在时间投入上,婴幼儿照料相当于一份全职工作。母亲始终是婴幼儿的主要照料者,但是祖父母辈的帮助有效分担了母亲的时间投入,起到了重要的替代作用,尤其在幼儿期,超过4成的幼儿主要由祖父母辈照料,而父亲的作用则相对有限。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父母的婴幼儿照料时间差距更大。3岁以后托儿服务较为普遍,对女性的照料起到了明显的分担作用。在相关公共政策和项目设计中,应当考虑到不同家庭成员在婴幼儿成长的不同阶段所发挥的作用,为家庭提供多种选择,尤其应当重视祖父母辈的分担作用,加强父亲的育儿角色,而不仅仅关注母亲的照料角色。

摘要：家庭保障制度研究可以分为“由家庭保障”和“向家庭保障”两条研究路径,前者表示以家庭为主体向家庭成员提供保障,后者表示国家向家庭提供保障。基于制度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两种研究范式,提出家庭保障研究的基本叙事框架,就“由家庭保障”制度的形成与变迁、功能与危机、“向家庭保障”制度的体制与结构、设计与演化四个主题梳理了中国当代家庭保障制度研究,同时提出包含个人、家庭和国家多元主体的统合家庭保障制度研究路径,进一步厘清家庭保障制度概念,在研究范式上寻求交叉点,在研究方法上体现跨学科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