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家庭教育法律制度是教育法调整的新领域,从体系化迈向法典化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在体系定位上,家庭教育分编构为教育法典的基本制度。总则编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关系密切,体现在总则编对《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统摄效力以及《家庭教育促进法》为总则编纂提供立法资源。在法典化的路径方面:一是坚持小修小补和促进型立法的指导思想;二是采取家庭教育法律关系作为编纂的逻辑主线,家庭教育在分则部分的价值位阶,家庭教育成为教育与家庭、社会编分编的体例设计。基于以上思考,《家庭教育促进法》法典化进程中,应当对一般规定、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法律责任等制度进行全面调整。

摘要：近年来,基础教育阶段的家校合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政策意蕴,并突出表现在合作内容、活动方式、组织管理、推进主体等方面;同时受家庭结构、生源特点、教师观念能力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也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未来需要多主体联动,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持互惠共赢原则,针对家校合作内容和形式进行系统设计优化升级,以推动家校合作走向深入。

摘要：家庭教育立法,既是促进家庭教育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我国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进入新时代,迈入新阶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内容,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时代意义,从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全面宣传、大力培育家庭教育人才、政府等部门充分履职、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父母做家庭教育的终身学习者五个维度,推进该法有效执行与落实。

摘要：《家庭教育促进法》第8条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应配合同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建立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依据这里关于司法机关的定位,司法机关在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中承担辅助权能,发挥资源互通、工作互促、特殊保护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在整体性制度设计、具体操作性规则和责任体系方面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应以司法权整合家庭教育资源,强化司法机关与相关部门、组织的协同,明晰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建立专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

摘要：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家庭教育令也在全国各地大范围普及。本文从分析案例和令状样本入手,发现实践中家庭教育令运行过程存在签发情形模糊不清、公检法三机关权责失衡、令状文书不规范、强制性保障措施缺失、监督回访的长效机制匮乏等问题。本文以家庭教育令的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周延地剖析家庭教育令“签发—执行—反馈”全流程机制中各环节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尝试从适用对象、主导主体、令状样式、法律后果、程序机制五个方面设计家庭教育令“分类分流分级”运行机制,助力家庭教育令运行机制向着更加公平、高效、人道目标发展完善。

摘要：在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各机关发出的责令文书在名称上不统一、适用的情形较为局限、责令文书的制式各异、实现方式不明、不遵守指导令的法律后果阙如。这根源于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性质并不显而易见。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名称的变化以及立法说明的内容、比较法上相关制度的定位、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与我国其他令状制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被设计为一项国家提供的司法服务。因此,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非一项惩戒措施,而是一项福利供给;其应是支持、协助性的,而非强制性的。不接受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可以作为丧失监护权的参考。

摘要：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的执行效果是影响家庭教育活动开展的关键,而政策的执行受到政策本身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基于史密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理论视角,从政策文本、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执行过程,发现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境,具体表现为政策本身的笼统和复杂降低政策执行精度、执行机构的散乱和缺位弱化政策执行力度、目标群体的消极和轻视延误政策执行进度、环境因素的落后和功利制约政策执行效度。因此,为了保证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发挥出应有成效,应完善顶层设计,规范执行机构,协调目标群体,优化执行环境等,以期提升家校社协同育人政策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