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寒食的起源问题,是学术界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本文从日本中村乔教授对《荆楚岁时记》的文本考证入手,第一次就寒食研究中的地域性因素进行解剖和分析,认为依据“分野说”,山西(晋)的属星为参星,按照上古星辰信仰有关参商相仇的神话传说,山西(晋)与大火星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这种特殊的对立关系,导致山西地方形成了与大火星变化相呼应的特殊的寒食文化。而唐代寒食节地位的空前提高,也和“唐”与参星信仰的潜在关系有一定关联。

摘要：风俗对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将这种影响与“时代精神”并列，突出到了“艺术品的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的地步。尽管丹纳的观点在其后不久就受到了批评∞，今天看来也确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的片面中包含了部分真理，却是无可置疑的。风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一代唐诗与风俗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在宏观和微观方面作过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

摘要：二《黄州寒食诗帖》结字分析苏轼作为宋代尚意书风之代表,其书作极富创造性,直抒胸臆,任意挥洒,意态生动。其《黄州寒食诗帖》之结字特征强烈地抒发了书者不为绳所缚,且崇尚自我和自然之艺术情感。

摘要：北宋时期，由于受到少数民族的入侵，政治腐败，小人专权。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受到迫害，无法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转而投向艺术的创作。这时期艺术理论也融合了儒释道的精神。苏轼作为宋四家之首，开启了宋代艺术尚意的新风尚。苏轼由于“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在黄州期间，由于受到老庄“无为”哲学思想和禅宗“超越于本体自觉”意识的影响，他通过心性、心理、情感、认识、观念等方面的思考和透悟，摆脱自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困境。通过社会与生活、自然和宇宙来感受艺术的审美精神。

摘要：凡学书法者,临摹与学习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寒食帖》是必修之课,因为这三帖号称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之所以选这三人的作品作为行书的代表,我想首先与这三位大书法家所处的时代代表着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三个高峰不无关系。“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魏晋时期的二王、钟繇、陆机,唐朝的颜真卿、张旭、怀素、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宋朝的“苏、黄、米、蔡”,这几个朝代书法大师群英迭出,他们对书法艺术的不同诠释,共同铸就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其次与这三者都是新书风的创造者有关。王羲之创造了流美俊雅的风韵,颜真卿树立了雄强浑厚的气息,苏轼确立了潇洒随意的格调。

摘要：元丰五年(1082),东坡在黄州的贬谪生涯进入第三个年头,一年一度的寒食节来临了。寒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个节日,邵雍说过"人间佳节惟寒食"。但是此年的寒食是怎样的一副情景呢?阴雨连绵,春寒如秋,东坡的心情比天气更加阴沉、凄冷。他进不能辅佐君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退不能回乡隐居祭扫先人的坟墓。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比穷途痛哭的阮籍更加不堪,连死灰复燃的希望也不复存在。

摘要：《寒食诗帖》不仅是宋代大书法家苏秋个人书法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中国书法史尤其是行草书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后人将其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颜真卿的《祭僅文稿》相并称,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这里的“第一”、“第二”、“第三”其实是指年代顺序的前后,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艺术水平的高下分别。因此,学习和考察宋代尚意书风乃至研究自“二王”以来行书艺术风格流派的发展演化,就无法绕过苏轼的这件经典之作。

摘要：关于寒食习俗的起源和定义 ,意见歧出。本文对“子推说”和“山戎说”、“改火说”等进行辨析 ,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 。

摘要：《黄州寒食诗帖》是苏轼书法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作品，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代表作品，素有“天下第三行书”之誉。本文试图从世界、艺术家、作品以及欣赏者四个方面对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更好的认识和理解《黄州寒食诗帖》的价值。

摘要：秋千，古代多写作“鞦韆”，既是名词，即一种大型玩具、运动器械；也是动词，指戏秋千活动。秋千起源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是在狩猎、采集等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嬉戏活动，后传入中原。隋杜公赡为《荆楚岁时记》“秋千”作注曰：“《古今艺术图》云：‘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趣者。’后中国女子学之，乃以彩绳悬木立架，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日‘秋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