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封泥全集》的成书情况和全集体制,讲述了近现代封泥的发现和研究历史。最后辑录了20枚《中国古代封泥全集》一书中的封泥图版。

摘要：狮子山楚王陵是西汉早期楚王陵墓,陵墓出土了包括印章、封泥在内的大量文物,印章、封泥对研究西汉职官地理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封泥是印章抑印于泥的实物遗存,是书法、篆刻艺术的体现。

摘要：封泥自清道光二年被发现以来屡屡见于著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通过考古发掘,西安北郊又有大量秦封泥出土。经考证,出土大量秦封泥的相家巷曾为秦代甘泉宫,为皇帝处理政务之所。秦封泥文字内容囊括秦代各级官吏及机构名称,为研究秦汉官吏制度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此外又以其审美价值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

摘要：封泥作为古代用印痕迹遗存,是珍贵的出土文献,也是印章艺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蜀地和关中封泥出土以来,封泥从金石学走到考古时代,封泥文字辑录整理和融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印章美学的研究也日益发展。从出土的封泥情况来看,中国古代封泥使用的鼎盛时期主要在秦汉,因此各方面的研究重心也多集中在秦汉封泥,但战国封泥研究价值亦十分重要。

摘要：封泥作为秦汉以降官方一种封缄文书的方式,留存甚众。“严道橘园”封泥在全国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与之相关的“严道橘丞”“严道”“严道令印”“严道长印”也有发现和收藏。严道在今四川雅安市荥经县一带,两千年前曾是我国主要的柑橘产地。深入研究“严道橘园”封泥,对于考察秦汉时期的官制、农业经济、地理沿革都有重要意义。封泥作为玺印最直接的印拓遗存,其印文直观反映了秦汉官印的篆刻艺术,同时也是我们研究古玺印最有力、最直接的物证。对封泥的研究是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众多藏家学者如刘鹗、陈介祺、吴式芬、罗振玉、陈宝琛等纷纷将所藏辑录成册,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的《古封泥集成》和周晓陆、路东之的《秦封泥集》等汇编则将流散或传世封泥品进行了整理、研究。2018年11月出版的《中国封泥大系》所收集的封泥种类和数量都属当世之冠,而且图文并茂、编排科学,方便我们利用和进一步研究。本文试图从封泥的产生、使用、艺术价值,古严道的特殊历史地位,川渝之地橘种历史,严道橘园的学术价值等方面,全面解析此枚封泥的学术价值。

摘要：封泥是近代以来印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向。它与古玺印互为表里,是古玺印的使用遗存。作为官署、官吏执政凭信或职权象征,古玺印与历代官制、印制、地理、文字沿革乃至朝代更秩、民族关系相联系;官印文字包含大量官名、地名等信息,与古籍文献相印证的同时又能为其提供补缺正误的实物依据;它对于还原秦汉职官体系,特别是还原史籍中缺载的中低官阶名,作用尤为明显。封泥承载并完整传达着古玺印印文中的各类信息,同时实现了印信功能远程化,又附加出防止私拆的封护功能。不同时期的封泥文字还保存了不同时期的文字形态,对于书体演变和篆刻艺术的取法借鉴也有着重要作用。可见封泥作为一种文字遗存,有着独特的多重价值。

摘要：封泥作为具有考古遗物和出土文献双重身份的特殊遗存,其研究范围涉及类型学、功能与使用、职官地理、文字字形释读和书法艺术等多个领域。当前,作为承载文字信息的封泥,已被诸多学者汇编整理,并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某些关键的学术问题,某些文献记载无从考证的史实,一枚封泥可能就是破解的线索。但与此同时,需要认识到封泥作为考古遗物的重要性。封泥的功能及其使用差异、墓葬中的出土情境与丧葬仪式的关联、封泥泥料的制作及其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等问题,目前还知之甚少;更有学者尝试开展对封泥的科技分析,这开辟了封泥研究的新思路。因此,如何更好地整合封泥的考古背景和文字信息共同研究,将是未来拓宽封泥研究领域、深入封泥研究层次的探索方向。

摘要：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后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先后出土的汉瓦当和秦封泥为例,撷取部分精品,比较其异同。秦封泥和汉瓦当均以'陶质'为载体,传承演绎了秦文字小篆书法的美妙神韵,是在《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之外,保存秦文字最多、表现形式最佳、艺术魅力最强、文化价值最大的两大系统,深入研究这两大系统,对当代秦小篆书法艺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安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先后发现和出土了秦代封泥3000多枚。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其中的350个品种630多枚,谓之“品相好,种类多,反映内容最为完整,最具代表性。[1]”被誉“镇馆之宝”。

摘要：通过对2000多年前的封泥进行分析研究,对清朝以来诸多印家创作封泥印的作品进行剖析,在全面了解封泥印的基础上,总结出封泥的特点及一般规律,理性地吸收借鉴封泥的相关元素,来指导篆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