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放型公司大致对应着我国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上市公司,而闭锁型公司大致对应着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封闭公司的本质特性完全不同于公众公司,立法者不应该脱离或者忽视封闭公司的社会运行实际,用主要为公众公司设计的公司法规则来规制封闭公司,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根据封闭公司的特征和需要(社会基础)量体裁衣,定做封闭公司的个性化规则。

摘要：美国公司最为主要的划分形式为封闭公司与开放公司,其划分的主要标准为其股份对外转让的限制程度,而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的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前者侧重于从形式上对公司进行划分,后者侧重于从法律本质上对公司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不同,公司的基本制度与原则亦会存在区别.本文阐述美国封闭公司存在的制度基础及其法律特征,指出封闭公司的存在是对僵硬的有限责任制度的衡平处理与矫正,其制度设计对我国关于有限责任公司法律的修改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公司组织形态是公司法立法与修订的元问题,现代国家大多以不同的公司组织形态为基础进行相应的公司法律制度设计。公司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公司组织形态由最初的“自下而上”自发式演进,发展为现代“自上而下”的“建构式”或“回应式”演进。我国在公司组织形态变革上十分谨慎,与全球呈现“便宜主义”倾向的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形成鲜明对比。我国公司组织形态“二分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新经济形式的出现,较为封闭的公司组织形态已经限制了公司制度功能发挥。公司组织形态变革应针对“中国问题”寻找本土路径,“整合+扩容”的思路可提供有益借鉴。在该思路推行中,通过综合运用“准用”“但书”等立法技术,同时辅以个别规范的差别处理,可降低制度变革成本,提高公司法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品质。

摘要：1993年以来我国《公司法》虽经过多次修订、修改,但其体系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司法》最初是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而参酌各国公司立法经验,整合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规范和股份公司法规范,采取“统分结合”的方式,形成了现行法上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困扰。各国现代公司法体系是19世纪自由竞争和工业经济的产物,是为大型公开公司的需求而设计的。多数国家以公开公司为基础,以封闭公司为例外,建立了公司法的体系,在立法形式上,采取这两类公司的分别立法或统一立法的模式。近年来,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进行了公司法的改革,转变了原有的观念,以中小企业和封闭公司为基础构建一般规范,对公开公司作出例外规定或就某一事项作出单独规定。我国《公司法》的修订应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求,在坚持现行法上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统合于一部公司法典的基本模式的同时,建立从公司设立、存续到消灭等的同一事项中以具有封闭性质的中小公司为定位建立基础规范,对具有公开性质的大公司作例外或单独规范,以利于公司法的解释和适用。

摘要：公司组织形态的科学设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司法规范结构的合理安排,是公司法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与核心。围绕公司组织形态设置与规范结构安排存在的缺陷而展开的我国公司法结构性改革包括几个层面:公司组织形态的设置,立足于封闭公司、公众公司的分类体系进行公司类型的重新整合;规范结构的设计,立足于公司在封闭性与公众性上的实质差异重新安排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规范结构;具体法制的设计,一要重视企业规模在公司立法中的意义,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具灵活性、针对性、适应性的制度安排,二要回应本土经验,关注股东的身份之于公司制度运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