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源自茅盾1949年9月为《人民文学》撰写的《发刊词》。其实,茅盾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是遵循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的规定,而这一规定又是借鉴了1934年8月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要求“促进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之发展”的经验。高尔基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主张“不可轻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而且早在1930年12月其发表的《论文学》中就已经使用“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所以,“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就已经产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受到苏联的影响。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人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紧密相关,但它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话语早在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歌谣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和文艺观念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但是并未形成固定的话语表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也很关注蒙古族、回族等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抗日根据地及之后的解放区都很重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培养,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积累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提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到民间文艺领域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逐步确立的过程,同时也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是对延安文艺理念的沿袭、践行。

摘要：1949—1976年共有二百多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英译,其译介特点在于:官方组织译介;以外文出版社和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主要生产平台;作品选译在多维兼顾中突出重点,多维兼顾是指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多文体、多民族、多题材作品的兼顾,突出重点是指重点译介表现爱国主义主题、艺术上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的作品。

摘要：跨文化写作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现象,体现在身份、语言、文化诸层面。从人类学角度看,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意识是在交往中获得的,归根到底是一种主体间性。身份意识的主体间性构成了对原生论的反驳,也对“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其次,双语或多语的跨语际性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点,语言人类学认为语言是理解他者的必要途径。饶有趣味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跨语际写作不仅唤起了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汉语的艺术表现力。基于主体间性的概念框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跨文化写作又可称之为文化间性。从主体间性到文化间性,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跨文化写作是一项关于文化对话的未竟事业。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寻根”思潮在文学领域愈发盛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版图中“文化寻根”的重要一隅,长期以来却以一种缺席的姿态被遮蔽。《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一书以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为研究对象,勾勒出少数民族文学“寻根”现象的图景,是彰显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价值的力作。该书共有六章内容,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广阔背景之下进行探讨,通过点面结合以及文本细读的方法,考察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面貌。第一章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摘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中华美学中汲取营养,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少数民族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涵盖外貌、性格、行为、家庭角色、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美学智慧,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印记,具有特定的社会符号意义。她们或在身体形象中表现出自然灵动之美,或在外在行动中体现敢为人先的行为之美,或在各自的人生阶段中表现出独特的情感之美。这些优秀的女性形象组接起来的艺术画卷,彰显了当代各民族女性的精神气质,也表明少数民族作家的艺术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

摘要：人工智能写作可以进行少数民族题材文本化的类型操作。在多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作者的民族主体性为本,但人工智能写作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作者主体性,这是人工智能写作对少数民族文学“合法性”的本质否定。“某个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没有文学”是学界对少数民族文学在自身民族文学空间和中国文学空间内缺乏“经典性”作品的判断,“像但不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人工智能少数民族题材文本化,呈现的是一种“平均水平”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解构作用。人工智能少数民族题材文本化可以实践但目前很难确定它的意义,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性、民族性及整体价值。

摘要：二、“兄弟民族文学”话语的成型(1955—1957上半年)经过四五年的工作,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运动初见成效,最早一批少数民族或兄弟民族作家也被发现或成长了起来,但是中国作协的相关工作,似乎还缺乏相应的跟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55年玛拉沁夫致书中国作协有关领导,以此信为契机,又经过了两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各方的努力,“兄弟民族文学话语”被推动到了高峰,形成了更为正式、规范的理论化表述。玛拉沁夫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他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两个历史性关键时刻”,曾两次致书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都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明确赞同和具体批示”,并“及时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从而使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两次高峰期”。^(①)我们这里要谈的就是玛拉沁夫于1955年1月写给中国作协主要领导的第一封信(以下简称《玛拉沁夫的信》)。

摘要：数字时代来临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生现场,媒介从文学的传播载体上升为具有建构意义的主体性力量,原本逐渐沦于文学边缘的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可借由网络文学创作对内不断促动自反性价值认知的产生和个体民族身份认同的分化,对外发挥粘合剂作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通;另一方面数字化传播在恢复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学原生态面貌、扩大文学影响受众面、打造文化全产业链方面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