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3年明星影片公司发行的《明星月报》在左翼电影运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左翼电影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刊物,该报始终保持左倾的政治态度,确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合理性地位,引领了左翼电影创作路线,并且推进了左翼电影艺术发展。从电影史和报刊史相结合的视角,揭开分别发生在电影和报刊中的复杂图景,同时探索二者的互动关系,对左翼文化研究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要：左翼电影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1932—1937年)民族危亡之际,文艺工作者的一场社会自救运动,之所以称其为自救,是因其发生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左翼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和阶级解放的使命,以其锐意进取、不断求索、兼容并蓄的斗争精神在国内外双重势力压迫下,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开辟了新式道路,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声音,表达了工农大众的呐喊。它不仅创作了一批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也产生了一批极具斗争性和理论性的文献著作。

摘要：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夏衍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称:"电影的创作手段与其他艺术的创作手段的不同",文学作品在流通之时方为商品,电影从业员"则是一个企业制度下的电影工厂的工人.所以当他选择题材和决定主题这一瞬间,他就受了商业主义的支配".

摘要：本文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在左翼电影运动中的文艺政策进行初步的梳理与探讨。左翼电影运动产生于国共内战和日寇入侵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共对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主要是以电影小组为核心、团结电影界左翼进步人士来实现的,其具体政策包括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统一战线及具体电影斗争策略。在中共文艺政策的正确引领下,左翼电影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政治化、概念化和公式化等问题。

摘要：1926年孙师毅将马克思的阶级论与唯物论引入电影界,主张电影编剧为底层无产阶级呐喊,申明历史更迭的必然性,树立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创作观念。1931~1932年,孙师毅汲取了列宁的著名论点,即“在我们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以本名与笔名联合阐发一种“电影———笔”意识形态理论,强调电影作为文化武器的重要价值,鼓励进步文人进入电影市场争夺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孙师毅的电影理论虽然未能生根成系,但是其先锋探索精神与激进理论构想不失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思想前奏。

摘要：《电通半月画报》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的一级品文物,该画报于1935年5月16日创刊（图一）,同年11月16日停刊,历时半年,共出版13期（图二）。从左翼文化运动的角度看,它记录了田汉、聂耳、夏衍、阳瀚笙等人的艺术风采,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风云变幻的左翼电影运动。电通电影制片公司一共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共四部左翼有声电影。

摘要：左翼电影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星月报》是左翼电影运动和明星公司共同建构出的新的文化阵地,是左翼电影运动深入电影制片公司,在电影战线上取得的重要成果。与其他文化阵地不同,《明星月报》首先是明星公司的宣传刊物,在其鼓吹左翼文化的同时,必须满足其作品宣传的商业需求,这就迫使左翼文化必须采取一种弹性提焠和柔性渗透的措施,进行思想强化和文化统战。这既是一种斗争的方式,也是协作的策略,这种办刊策略最终不仅成功打造出明星公司和《明星月报》自身的品牌效应,还建构出左翼电影文化新的舆论阵地。《明星月报》是在商业、艺术、政治有机结合的语境下,左翼力量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拓展思想传播路径的典型代表,它的成功是左翼电影运动宝贵的历史经验。

摘要：10月22日上午,由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六十年纪念会”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电影界老、中、青三代人士及文艺界各方代表数百人共襄盛举。纪念会通过默哀向战争时期牺牲及在电影工作岗位上奋斗不息、奉献毕生的老一代电影工作者表达深深的怀念之情,并宣读了致夏衍等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老一辈电影事业的领导者和艺术家的慰问信。广电部艾知生部长代表主办单位讲话,历述左翼电影运动在党领导下所建树的光辉业绩。

摘要：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以它辉煌的业绩而彪炳史册。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缅怀这段历史,目的在于要把左翼电影运动的光荣革命传统继承下去,并使之发扬光大。1933年《狂流》、《女性的呐喊》、《脂粉市场》等一批左翼电影跃上银幕、首次以鲜明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观点反映社会现实,在原来污浊的影坛中注入了一股清流,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的一页。以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左翼电影工作者团结了更多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将左翼电影运动推进为国际电影运动。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优秀进步电影,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它们以更成熟与更动人的魅力,博得了观众的欢迎。

摘要：唐纳在1933—1935年期间不仅活跃在"左翼"影评的争论中,同时也通过大量译介西方电影理论,促就了别具一格的左翼影评风格和深入浅出的电影理论研究,尤其引领并推进了现实主义批评模式。他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关系网络使他成为为数不多穿梭于"影刊""片场"与"剧场"之间的左翼影评人。重新认识唐纳的电影理论、批评活动,进而探知涌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影评的全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重要的意义。